生命政治的願景
雨傘運動的目的是反對中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八三一決議」，要求實行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但參與者卻賦予這運動更深層的意義。相對經濟至上、唯利是圖、權力集中、地盡其用的「中環價值」，夏慤村表現的環境保育、無私分享、平等參與 和公共美學，是香港公民對未來社會的一個願景。
社會學家 Anthony Giddens 指出「生命政治」(life politics)與「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不同之處是不單要對抗各種不公與剝削 ，還要提出怎樣才能真正自主、活出生命的美好。而生活方式運動(lifestyle movement)中的「預兆性政治」 (prefigurative politics)，指出要透過建立一個理想生活的小示範(如小型公社或另類經濟平台)去展示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在雨傘運動中建成的夏慤村，便是在回應生命政治的呼召，並以預兆性政治的方式述說香港人的願景。
人心的改變
雖然夏慤村有如此意義，有些示威者覺得它太過中產、太過和理非，覺得村民一天到晚在唱 ，無力迫使當權者退讓。他們轉移陣地到旺角，認為那裡更貼地(拜關帝、吃火鍋、打乒乓球)、更有勇武精神。他們以圍魏救趙的war game策略，偶而與警方發生衝突，讓政府不能集中精力剷除夏慤村。
我只在旺角佔領區短暫停留，看見在彌敦道和附近街道布滿 防暴警車，氣氛的凝重與夏慤村有很大差異，亦讓我更佩服在該 處佔領的勇氣。我深信不同佔領區的參與者，都是基於對中共背棄普選的承諾和梁振英以催淚彈攻擊和平示威者的憤怒。
一個晚上，我在夏慤村蹓躂，看村民圍爐聊天，遇上一位穿著黑色套裝裙的女士漫步在帳篷中間，怎樣看亦不像一個佔領者。我好奇地和她搭訕，知道她原來在金鐘經營一間食肆，我便禮貌地致歉，希望佔領行動不會太過影響她的生意。
「你千萬不要這樣說。」她回答說。 「我以前營營役役只顧著賺錢，從來不太關心政治。只是你們開始佔領後，我才趕快『補課』了解發生甚麼事情，便知道你們為香港所做的一切。現在我每晚關店之後，必須到這裡走一走 ，心裡才安樂一點。你不要道歉，我反而要感謝你，是你們讓我重拾失去的良知。」
這是一個奇特的晚上，這段交談讓我看見夏慤村更深層的意義，亦讓我明白要和獨裁政權抗爭，最重要還是人心的改變。
＊作者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發起人之一，二○一九年因「串謀犯公眾妨擾」等罪被判入獄十六個月。二○二一年九月應邀到臺灣任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客座教授，現為中研院社會學所客席研究員，並於臺灣定居，本文摘錄自《傘後拾年：夏慤村的未圓夢》一八四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