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觀察到不少人圍坐一起，談天說地之餘，會特別就一專題辦個沙龍，譬如分享社會參與的經驗，包括如何成立和運作社會企業。更有一群教會工作者在夏慤村成立「教牧心靈支援站」，在佔領區舉行崇拜，亦和信徒祈禱和傾談，分享靈性的體會。他們經常來慰問我們三子，並一起為運動祈求上主引領。
平等參與
佔領者願意無私分享，意味著一個「命運共同體」的出現。在夏慤村的「村民」，有平等的權利決定運動的走向。誰手中持有麥克風，或者聲音夠大的，便可以在某個角落「起壇」演說。最夢幻的，是有一回我竟然見到中國政協前委員劉夢熊站在一個木箱上向示威者講話。
村民不單要求平等的發言權，對夏慤村的管理亦必須實行村民自治。雖然曾有公眾要求示威者撤出金鐘道，減少市民上班和上學不便，但留守該處的某一政治組織與村民商討後拒絕該建議，無論是佔中三子或學生領袖亦無權下達命令要求他們撤出。
當中信大廈成功申請禁制令要求示威者撤離大廈停車場出入口，我和何俊仁及戴耀廷在晚上只能和駐守中信大廈外的「村長」和核心村民圍坐地上，討論法庭禁制令的內容和違反禁制的正反後果。當我們離開之後，村長便召開村民大會，詳細討論應對方法。在深夜二、三時左右，我目睹年輕的村民分組合力拆除堵塞中信停車場出入口的鐵馬，然後搬到另一據點加強該處的防衛。但在旺角的村民對小巴商會申請得的禁制令卻有不同的回應，結果黃之峰、岑敖暉、黃浩銘等便因違反禁制令被捕，可見雨傘運動並無統一領導。強調平等參與的精神，最終亦引發「拆大台」行動，令學生領袖亦無權掌控夏慤村的話語權。
公共美學
參與佔領的市民都不禁讚嘆夏慤村展示的公共美學。雨傘人雕像、以被警察打破的雨傘砌成的聚散樹和雨傘幕、由彩色繽紛的 post-it 構成的連儂牆，還有無數掛在行人天橋欄上的直幡、貼在建築物牆上的手製海報、地上的粉筆畫等，儼然將夏慤村化身為露天藝術展覽館。
我每天在紮營處聽到叮叮噹噹的響聲，原來是民主黨的同仁 在製作雨傘運動鎖匙扣，市民排成長龍索取。晚上在夏慤村的各個角落，我見到年輕人一起用絲網製作T恤，或者一起摺疊紙雨傘及其他手工藝品。
這種美感的爆發，反映平常的香港是一個高度管理的城市，除了一些甲級寫字樓會放置著名藝術家的作品外，其他只會地盡其用，少有空間讓年輕藝術工作者展示他們的才華。在二○一九反送中運動之前，香港街上甚少出現塗鴉。
但只要人們對一個地方有感情，自然有將之美化的衝動，只是這種熱情往往只能在私人空間表達。許多參與佔領的市民都讚嘆港人在強權面前表現的勇氣和團結，說這是他們見過美好的香港，藝術創作在這樣的運動中發生是自然不過的事。佔領後的第 一個晚上，我看見一群穿著黑色緊身衣的年輕舞者，隨著音樂在夏慤道中間跳舞，現在仍歷歷在目。那些節奏、那些舉手投足讓我感受到這場運動的生命力，亦讓我明白應該讓滿有創意的年輕世代帶領這場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