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奧運之父德庫貝當伯爵(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曾經樂觀地認為現代奧運的舉辦可以消解19世紀以來的民族狂熱，透過比賽發洩民族主義，在君子之爭的文明競賽中，增進各國人民的友誼與相互認識，最終促進世界的團結與和平。在人體追求更高、更遠、更快的自我極限中，奧運成為人類的偉大慶典。
但是事實上，世界並沒有因為奧運的舉辦或杯葛，變得更和平或團結。相反的成為塑造國族認同最佳的場所，除了政治，商業、意識形態、大國角力、文化戰爭等等因素讓奧運不只是國族主義的培養皿與宣洩口，在新的傳播方式與社群平臺的切割下，還出現新的部落主義。
部落主義原本是地緣與血緣熟人社會的自然結果，部落社會消失了，但是新的傳播技術帶來新的人際網絡與自我認同，更多是人為的新產物。新的部落主義是一種標籤化的過程，無論主動或被動，對自己或是對他人的一種切割、分類和接受。
這次奧運可以看到在這股新的部落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在激烈的體育競爭中表現得更為赤裸。
在巴黎奧運，我們看到部落主義的三種呈現，文化中心主義、雙重標準以及黨同伐異。
先說文化中心主義。文化部落主義不只是對自己文化的自豪，還可能帶著對異文化的敵意與輕蔑。法國是文化大國，巴黎奧運也製作了創心獨具的開幕式，一場令人眼花撩亂的藝術盛宴以饗世人感官。但是過多小眾的文化典故，不但構成欣賞的障礙，多少有點孤芳自賞的況味。
更大的爭議當然是關於宗教與性／別的爭議，犬儒的法國人可以百無禁忌的開各種玩笑，對於別人的抗議視作保守、封閉、缺乏自由，但這次就踢到鐵板。更重要的是全球大多數國家現場轉播的開幕典禮，出現許多令人無語的「兒少不宜」畫面與場景，挑戰各國的道德價值與文化傳統，這很難說用自由、開放的自我標榜可以交代過去，這就已經是一種缺乏尊重的傲慢，甚至文化沙文主義了。這樣半強迫推銷的反主流，是不是也成為一種霸權？
再來是雙重標準。部落主義要求忠誠，對忠誠的獎勵就是偏愛偏私，不問是非。雙重標準在這次奧運表現在兩件事上，一是俄國選手被禁賽，以色列卻可以參加—俄羅斯的運動員被禁止出賽，只有少數個人被允許出賽；被國際法院認定犯下種族滅絕的以色列，卻可以以國家名義參加奧運。
另一件雙標，是美國對於藥檢的雙標：對於中國大陸游泳選手多次甚至是半夜的藥檢，十天內高達200多次，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干擾大陸選手的作息與訓練。美國游泳選手的藥檢平均次數卻不到中國大陸選手的三分之一。美國田徑選手奈頓三月時被檢測出有興奮劑陽性反應卻照樣准予參賽。
第三，是黨同伐異。部落主義為了加強內部團結就必須尋找外部敵人或內部叛徒，因此具有強烈的攻擊性與邊界感。這次立法委員翁曉玲一句「中國人之光」立刻引來排山倒海的譴責，因為這句話正好命中要害，讓想要利用國際賽事滿足國族意識建構目的的人破防，因此遭人忌恨可想而知。
另一件就更荒謬了，就是女子桌球爭冠大陸姐妹鬩牆，許多支持孫穎莎的大陸球迷竟然對奪冠的陳夢喝倒采，讓外人傻眼。更證實這已經不是國族主義而是部落主義了。
部落主義起源於人們對歸屬感的追尋，在熟人或面對面的社會中或社群中，人們的歸屬感可以是多重的，可轉換的；但是隨著社會的原子化，出於內在的空虛感與渺小，人們對歸屬感的追求越來越強烈，情緒的投射也更加熱烈，更加封閉甚至具攻擊性。人需要歸屬感，但是強烈的部落主義激情與是非不分，只會讓人類回到原始社會的野蠻，而不是更文明。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