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是伊朗將報復行動「連動」停火談判。8月13日，路透社引述三名伊朗高級官員消息，「想阻止伊朗直接攻擊以色列，就要在8月15日舉行的談判中達成停火協議」，其中一名官員還稱，如果談判失敗，或伊朗認為以色列有意拖延，伊朗將與真主黨等盟友一同對以色列發動襲擊，但該官員沒有透露，伊朗在決定襲擊前，會給談判預留多少時間。
平心而論，上述兩起事件或許在本質上毫無關聯，卻可以視作7月下旬情勢升溫後的間接與直接結果。而從伊朗保守派與改革派政爭、以色列與伊朗圍繞加薩展開博弈來看，兩起事件相互共振後，伊朗報復以色列的可能性依舊存在，只是這段極限拉扯可能還要持續一段時間。
伊朗政爭：如何為哈尼亞報復是個問題
首先是各方關注的伊朗副總統辭職。
其實這件事更多來自伊朗既有的改革派、保守派之爭，即便沒有哈尼亞遇刺案，也可能在某個未來發生。只是暗殺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保守派、乃至強硬派的話語權，同時衝擊本就相對勢弱的伊朗改革派，影響新總統的人事布局，這才導致副總統就職11天便掛冠求去。但即便如此，這也不是部分評論所謂「強硬派大權獨攬」的結果，而是展現了伊朗政局的複雜性，以及哈米尼平衡各方的全局考量。
此前筆者曾在兩篇分析伊朗大選的文章《「魯哈尼奇蹟」可能發生，但魯哈尼時代很難再現》、《改革派總統上台「變天」？伊朗仍要繼續兩場沒有終點的戰爭》中預測：在哈米尼偏向保守派、總統無法顛覆1979年革命遺產的背景下，伊朗即便選出改革派總統，也只能在最高領袖允許的範圍內推動有限「變革」，而無法動搖關乎伊斯蘭革命遺產、國家戰略的大政方針，例如引起爭議的頭巾法、對於「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的動員，不論新總統是否認同，恐怕都得「蕭規曹隨」。
而結果似乎也是如此。7月5日裴澤斯基安確定當選後，哈米尼隨即在6日致詞中公開表示，「希望新總統繼續前強硬派總統萊希（Ebrahim Raisi）的政策」，裴澤斯基安隨後公開應允，並在同日前往首任最高領袖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i）的墓前憑弔，重申自己對於1979年革命路線的效忠。7月12日，裴澤斯基安更在《德黑蘭時報》（Tehran Times）上發表英文文章「我給新世界的訊息」（My Message to the New World），表示伊朗將優先強化「周邊」（neighbors）關係、打造一個「強大區域」（strong region），這一表述被認為是要繼承萊希對外路線、繼續動員「抵抗軸心」的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