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也是工具性地使用毛，但意識形態色彩相對淡化，事實上是虛置毛、背離毛，只是在維系黨與政權的權威，獨佔的合法性，威懾社會時才又用毛。「鄧小平做對了什麼？」（周其仁語），其實根本的答案是他不做什麼，讓社會休養生息，賦予人們以某種自由，從毛式的統領一切、干預一切的極權政治後撤，給社會讓出空間。江（澤民）胡（錦濤）則是蕭規曹隨，跟著鄧的腳步發財致富，不折騰，該做的也不做，自己少麻煩，執政集團權貴分贓，皆大歡喜，普通人則跟著享受增長階段具有中國特色的「滴漏效應」，獲取某種好處。只是，這種「滴漏」因各種因素，特別是權貴的利益壟斷，結構固化，國進民退，經濟失衡，效益遞減，加之其他的內外經濟的與地緣政治因素，增長乏力，最終走到難以維系的地步。
而這說到底又與鄧做錯了什麼有根本的關系：他利用毛，否定毛不徹底，固執地保黨的政治獨佔，改革只具富國強兵的工具意義，不將構建一個現代文明為改革的根本目的，不肯賦予公民完整的權利，「六四」屠殺葬送中國和平漸進地邁向一個自由的法治國家，建設一個可以調整社會階層利益的民主體制的機緣，改革共識崩塌，腐敗泛濫，道德頹敗，利益分配失衡，民粹的氛圍累積，……便都為習近平式人物與政治的出現准備了制度、社會、心理上的條件。鄧路線的內在缺陷，鄧自己的政治選擇為否定他自己及其締造的事業培植了土壤，准備了條件。設想：中國的政治改革，法治建設，新聞自由如能有些進展，豈會有習近平的今日？
習又做錯了什麼
因鄧式改革已捉襟見肘，陷入困境，三十多年借經濟的增長產生的新興社會力量以及具有新意識的人們渴望突破這種既有的鄧式框架，以便為中國的未來再造新局；但從中共保持權力壟斷的角度看，這種現象又意味失去權力的危險。至於社會上的民粹情緒則急迫地希望消除那些鄧式改革帶來的種種負面後果，並不特別在意主政者將以何種方式消除積弊且這種方式會帶來何種後果。 是在這種背景下，出身元老家庭從來就認為權力天然是他們的禁臠的紅二代習近平，便依托中共的接班人體制，在「還是自己的孩子可靠」 （陳雲）的權力繼承的合理化論述下自然地登台出場，以保江山，打造新式紅色帝國為己任，固權、整黨、肅貪、查弊，打壓社會力量，從文化到社會乃至經濟，系統地壓制自由空間。執政十多年來，其主軸整體上講便是對鄧的「糾偏」。
這幾年官方的決議，對其贊頌之辭也多少是以此為基調的，所謂習「挽救黨，挽救軍」，「保持了紅色江山」云云，都是不言自明的對鄧的批判。至於習近平治下前幾年經濟上量的續增，「上了新台階」等， 其實不外乎是以往時代的政策及積累的慣性造成的，大體上是與習近平的政策無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