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習有兩種選擇，一種是依托新生的社會力量，以另一種方式糾偏，徹底否定毛，也否定鄧該被否定的部分，升級改革2.0 版，推進改革，深化改革，賦予公民更大的權利，由此給改革注入新的動能，即便是不能一步到位，但至少應該給人以這種方向感，一種希望，那中國依舊會呈現某種活力，哪怕是因中國力量的壯大引發某些國家的擔心，增加些摩擦，國際地緣政治環境也不會有根本性的惡化，因為中國畢竟給人印象似乎在向共享普世價值的道路上前行。但習近平卻做了另一種選擇，以重拾毛的方式來為鄧糾偏，對鄧該否定的部分不否定，反而變本加厲，向毛急劇回歸，同時否定鄧不該被否定如贊同市場的部分。
當然，作為一個接收地道的毛式教育，在中共體制中成長、被形塑、且佔盡諸多制度好處的政治人物，從年輕時起毛就是他們那代人神般的偶像，心理依戀的「父親」，一旦掌權，啟用毛的政策，仿效其言行，捍衛毛遺留的制度，也是有很大概率，符合邏輯的事件。習近平的思想與政治局限是與毛的教育與政治體制息息相關的，他的意識形態化思維，恰與鄧的實用風格相反。而鄧這方面的特質，除與個人的性格，接受的教育，早年以及在中共體制內沉浮的經歷有關外，也與其戰爭年代的經歷有關：一個領兵作戰的人，是不能有那麼多意識形態的條條框框的；戰爭以勝利為目標。
但習近平也有其工具主義的一面。他畢竟是在鄧時代的過來人，也是得到改革開放政策的益處的。他知曉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什麼，意味著什麼，也深知放棄改革開放對中國可能帶來的負面後果，因此，他也不願丟棄鄧。更何況，對這位領教過文革，失去權力的滋味以佔有權力保有權力為一切的人，也明白丟了鄧政策帶來的壞處，可能受到的政治壓力。只是，他要面對鄧式改革帶來的負面問題，但卻對其到底出自何處，怎樣根治沒有清醒深刻的認識，他工具性地利用毛與鄧，想當然地認為將毛極權式的社會與政治管理，意識形態與鄧式的半自由改革開放模式混雜在一起，打通其間隔，為其所用，就可打造一個與毛、鄧比肩的新政治、新時代，開辟一種新局面，重建一種有鄧模式造就的經濟能量為基礎的新毛式意識形態化社會。
但因為對毛鄧兩種治理方式的內在深刻矛盾，不兼容性缺乏體認，對今天世俗化了的社會與他習慣的那種意識形態統御規範的社會生活之間的不同完全不了解，「既要「改革的正面結果，」又要「文革式的管理與某些意識形態 , ——那種這幾年在官方文件中大行其道的「既要，又要」語式，從一個側面反應了習的這種思維上的膚淺與混亂。改革是因文革而起，需要改革的是文革，但他卻夢想用改革對象的文革來糾偏改革，重新定義改革，結果只能是取消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