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即使借鑑了新加坡的機制，我們仍應謹慎思考：台灣是否應該跟隨新加坡等國家制定高費率？這樣的政策是否能有效推動綠色成長，且不至於給企業帶來過重的負擔？
這裡必須提到，新加坡善用了亞洲金融中心的優越地位，建置亞洲國家難以望其項背的高效碳交易所，允許企業購買碳抵換額度來降低實際支付的碳稅。這為短期內難以大幅減排的行業提供高度靈活性。台灣的碳抵換制度、境外碳交易機制尚不完善，對於碳抵換額度也採取較保守的設計，因此台灣相對而言，就沒有新加坡實施高昂稅率的底氣。
除此之外，新加坡企業可以根據自身的運營情況，量身定制減排計畫，減少了政策執行中的一刀切現象。每個行業的碳排放特性不同，這種靈活的協議機制讓不同類型的企業能夠找到最合適的減排方案。而新加坡各類津貼、技術補助，同樣給予了必要的過渡緩衝，同時也促進了長期減排行動。
新加坡透過「能源效率基金」（Energy Efficiency Fund, E2F）和「國家環境機構補助計劃」（NEA grants），以及其他技術創新支持計劃，為企業提供資金，幫助它們採用先進的低碳技術和能源管理系統。這樣，企業不僅能夠達成減排目標，還能在未來的綠色經濟中獲得競爭優勢。
針對碳稅最有可能打擊到高度依賴出口的產業，新加坡不只在內部提供緩衝，也積極與各國協調制度，讓新加坡企業可以在滿足國內減碳標準的前提下，避免被外國碳定價機制雙重剝削。這一點更是國際地位尷尬複雜的台灣不容易做到的。
實質費率：新加坡的設計啟示
新加坡高費率碳稅的實施，並非單純提高企業的營運成本，實質上，它為企業提供了一個明確的減排激勵機制，鼓勵技術創新與能源效率提升。目前國際上一些實質費率的分析表明，儘管新加坡稅率最終將提高到每噸 45 新加坡元，但實際上透過碳抵換與技術投資，企業在中期內可以大幅降低實際負擔。企業能通過更清潔的技術和外部碳抵換方案，實現碳稅負擔的減少，從而保持國際競爭力。
這一設計顯示，高費率並非意味著高成本，只要有適當的配套與靈活性措施，企業仍能在高費率下保持市場競爭力。不只新加坡有如此政策思考，就連極度重視環境權的歐盟，也在嚐到去工業化苦果之後，回頭強調永續發展進程中的企業競爭力，甚至運用碳定價政策構築關稅壁壘，反過來保護自家企業
國家設計碳定價政策，不應該被表面上的「高稅率＝大幅減碳」迷思影響，應該要慎重考量企業的競爭力問題。
以台灣的經濟發展脈絡而言，既然我們缺乏歐盟的貿易規則制定能力，也不像新加坡具有區域金融中心地位，台灣更該善用製造大國的地位，以較低的起徵費率輔以自主減量計畫。政府應該著重在運用碳費政策引導減碳，並以較低費率為政策保留高度靈活性，如此可以讓企業有足夠的適應期，不僅能促進台灣企業的減碳行動，還能保護台灣在全球市場中的強韌競爭力！
＊作者任職於一間小型顧問公司，為客戶做產業研究與市場策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