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共黨國的治理紀錄良莠不齊、平庸一般，大體為次優化，甚至常常是災難性的；其在政治治理、社會經濟發展、文物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低劣表現就是充分證據。中共那自相矛盾的「人民民主專政」，其實是一種前現代（啟蒙運動之前）的社會政治制度，是一種復辟的秦漢威權主義，一種極權主義政體。就品質而言，它作為世界領導者將是美國和西方較不可取的替代品，是人類文明的一股倒退力量，代表了關於世界領導者和世界秩序的一個較不可取的選擇。
在所謂「中國悲劇」和「中國次優化」下，中國經歷了制度上和意識型態上的大躍退和歷史大彎道；中國人民承受了慘痛的生命和權利喪失、財富和生態的重大破壞、無數光陰白白虛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集團極其以自我為中心，極為放縱，永遠沒有安全感，本質上治國無能，但卻十分擅長不擇手段、殘酷無情地維護和加強其獨裁權力。中共黨國在制度上、意識型態和歷史上，都偽裝成民族國家的一股力求建立世界帝國的政治力量。 因此，儘管北京自我定位為人民救星和人民公僕，但其實它只將中國人民當成有用但可以捨棄的俘虜，而不是公民。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為中共的宏大海外活動付出了非凡的犧牲，但在國內國外都得不到應有的服務，還經常蒙受其害。
中共長期缺乏政治合法性，這與其專制、次優化的治理方式形成了互為因果的共生關係，使其政權特別不可取、代價極其高昂、無情而有力但又相當脆弱。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高成本低效率的一個指標，據歐洲的一份研究稱，雖然中國的人均GDP 不到美國的16%，但中國的人均國內安全支出卻是美國的50%（或者說總額是美國的兩倍）；在西藏和新疆等「戰略要地」，人均治安成本則是美國的134% 至140%。11 在2020 年代，北京單是對西藏的人均直接預算補貼，就超過全國人均收入中位數的150%，或者說是藏族人均收入中位數的270%以上。
三、
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國人民來說，毫無疑問是次優化且不可取的，但它卻實現了中共統治和壓榨汲取的所謂最優化，使該政權具有強大的韌性得以持續掌權和控制中國。中國崛起，成為一個富裕、發達、先進和令人嚮往的國家，充其量只能說是一個仍在進行中的工程，而且這一進程在2020 年代已進入了一個更加困難的階段。 但中共黨國崛起，成為一股世界級強大力量，傾力去影響全球、重定世界中心和重整世界秩序，已經是一個確鑿且不斷明顯的事實。儘管在資源和能力的國際比較中，中共黨國幾乎在各方面都落後於西方和美國，但它仍然有機會在政治和戰略上勝過美國一籌，贏得中華博弈。就此目標而言，北京擁有從世界上最大（2024 年以前）人口和第二大經濟體極度汲取海量資源的非凡能力，基本上不受監督和制約的行動自由，以及無窮無盡各種不擇手段的方法。
在全球化時代，自由國際秩序的開放且基於規則的規範和制度，極大地支持和協助了中共的生存和壯大，因為它可以「自由行動」，選擇性地忽視許多行為規範和道德約束。也許詭異的是，一個次優化的政體會產生一股強大甚至優越的國家力量，憑藉其集中使用的武力、可行的詭計以及足夠的運氣，在世界地緣政治中進行最優競爭，並有可能壓倒其更富有、更先進、治理更完善的對手；而其對手還會因為自己那些過度、昂貴的國內外政策而造成倒戈、失敗主義或自毀長城。例如二十一世紀初期美國和西方那所謂的「全球反恐戰爭」，就很類似嚴重的過敏反應，對自身造成了遠大於過敏原所能造成的損害。
因此，中華博弈的勝負，看來還是未定之天。無論看起來多麼不可能，較可取的西發里亞體系世界政治秩序，還是有可能迅速被明顯更不可取的世界政治集權所取代。利用自由秩序來摧毀自由制度的能力，構成了中共獨特的一大力量來源，形成對美國和西方的非凡挑戰。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納恩國際事務學院教授，為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FR）成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中華博弈：抉擇世界秩序的全球競爭》（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