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ChatGPT掀起全球熱潮，生成式AI成為焦點，無論政府或企業都對其潛力滿懷期待：高盛預測，生成式AI有望推動每年全球GDP增長7%。OECD則預期，生成式AI在寫作、程式設計及客戶服務等任務上，能提升20%至50%的生產力。如果這些預測成真，在不遠的未來我們可以將工作量減半，花更多時間在更具創造性、更有意義的生活。但事情真會如此順利嗎？
回顧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幾次科技轉型，可以發現，雖然科技進步使生產力呈指數增長，但工作時數卻未減少。最初我們還能看見增加的生產力被用來提高物質生活和增加休閒時間。然而，近幾十年來，生產力的增長幾乎只用來購買更多物品，在美國平均工時甚至還增加了。與此同時，不令人意外的，已開發國家的主觀幸福感幾乎沒有提升。
以美國勞工局的數據為例，巨幅的生產力增長代表現在我們工作11小時的產出，在1950年代需要一週工作40個小時才能達成。然而，我們每週工作仍然接近40小時，工時沒有減少，我們也沒有更多的休閒時間。就連在工時較短的歐洲國家，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現象。事實上，有統計顯示越來越多人(特別是高收入族群)的工時反而增加了：美國收入排名前10％的人每周平均工作時間比收入排名最後10％的人多4.4小時。究竟為什麼在這個自動化日益普及，生產力提高的時代，工時卻沒有顯著下降？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福利制度、法規政策、消費市場、貧富不均及勞動市場的結構性變化，但是，其中有一個更關鍵的根本原因── 工作文化與期望── 自工業革命以來，工作成為了人們生活的重心，根深蒂固的工作倫理觀念存在許多文化中，長時間工作被視為成功和勤奮的象徵。再加上工廠制導致科學管理興起，即便是知識產出型的工作，仍有許多人只看工時而非產出。
忙碌彷彿成為一種身份象徵，不僅在職場中形成競爭，甚至滲透到日常人際互動中，和同事朋友閒聊時幾乎沒有人會說自己最近很有空，即使沒有事也要裝忙，也因此即使效率提高，多數人仍然被迫或自願努力維持或增長工時。
追根究底，這些現象源於「工作倫理(work ethic)」的普及。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曾提到，努力工作變成一種道德價值，這種觀念與新教倫理密切相關，人需要通過努力工作來成為上帝的選民。在強調長工時和生產力的文化中，即使員工容易面臨工作過勞和健康問題，工作倫理和努力工作依然被視為優點。
普林斯頓大學的丹尼爾·羅杰斯（Daniel T. Rodgers）曾深入研究美國「工作倫理」發展，並在著作中探討了工業時代如何改變了人們對工作的態度。他指出，原本工作只是為了賺錢生活的一種「不得不」或負擔，但在工業革命期間卻被資本家包裝成值得讚揚的美德── 工作不再只是通往美好人生的手段，反而搖身一變，成為人們身份認同的重要部分，甚至是人生的最高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