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善盡義務的發言，有不濫用權利的發言，對話的正當程式就會自然呈現，這表示交換意見的頻率和徹底程度，也就是對話的效能，在9人和15人的大法官法庭，明顯不同。
9人已足以反映多元價值
9人大法官的法庭運作比較有效率，或許不容易反駁，但是會不會因此代表性不足?也就是意見不夠多元? 15人的編制，唯一具有的正當性，是可能比9人更具多元性。但是從第二屆大法官的組成，包括律師團體、大學和研究機構、公民團體三個來源來看，是否多元，不取決於人數，而取決於來源，取決於公開的遴選(模憲法庭法第6條、第7條；第二屆模擬大法官遴選公告)。第二屆模擬大法官，甚至包括一位社會學背景的作家。
在9個人的空間裡，甚至可以容納一位非法律背景專家，而且從所產生的判決和意見書，可以察覺9個人有四類意見，均足以證明9位大法官，是可以滿足效能和多元的最佳設計。
6位大法官的薪俸可以養活至少36個家庭
或許立法院的修憲動機，主要在於精簡政府編制，提升效能。但大法官從15人減少為9人，少了6個人辦案，怎麼可能提升效能?少了大法官的員額，如果撥給大法官助理，就一定能、而且才真正能提高效能，同時還有促進就業、降低高等學歷失業率的重要效果。
每一位大法官的薪資，至少可以拿來聘用6個大法官助理。大法官從15人減少為9人之後，如果可以增聘36個助理，對於相關科系研究所畢業生的就業市場，會有非常明顯的助益。
有機會被提名當大法官的人，基本上是就業市場上有競爭力的人，早有安身立命之基，國家不需要為這樣的人找工作。同樣的資源，如果拿來栽培年輕人，不但可以改善相關科系研究所畢業生的就業狀況，更可以提供一個深度的專業培訓機會。不管在德國或美國，許多法學界的名教授，往往曾經擔任憲法法官或大法官的助理。他們年輕時有機會被挑選到憲法法院或最高法院擔任助理，對他們的專業生涯，有非常關鍵的正面影響，這是法律界的普通常識。
改善簡陋的釋憲環境:減少大法官增加助理人力
每位大法官如果能有四位助理協助，大法官每年的結案數不可能是個位數或剛好突破十位數，大法官會更有能力處理更多、更複雜的釋憲案件。甚至如果只有三位助理協助，也就不必只出產法律人也不太看得懂的解釋文和解釋理由書。
只有微言大義的解釋文，以及把解釋文稍微擴充一下，基本上只有解釋結論，少有解釋立論的解釋理由書，往往連法律人都很難看懂。而既然沒有好的憲法論述範本可以學習，想要有精彩的釋憲聲請書，也就比較困難。所以大法官的不受理決定，經常指摘釋憲聲請書沒有具體指摘系爭規定有何牴觸憲法之處，看起來因此也都像是在下詔罪己。
我國大法官已經運作67年了，在世界上，也算是老牌的釋憲機構，組織、運作程式都累積許多應興應革的事項。至今必須處理的案件數量，比起許多其他國家的後進憲法法院，明明沒有更多，效能卻很難拿來展示誇耀。這和面對應興應革之事，遲遲不敢跨步嘗試，不無關係。今年5月26日甫落幕的第二屆模擬憲法法庭，嘗試以9位大法官組成的法庭運作，結論就是:國民黨立院黨團關於大法官人數的修憲提案，對已經67歲的大法官而言，是個美夢，應該讓這個美夢在最短的一年內成真。
＊作者為前大法官。本文原刊《台灣本土法學雜誌》，取得作者同意後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