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騷與豔情》初版於一九八八年，是我正式發表的第一本專著。與以上那本評論集中所收的隨意讀書而即興發揮之作不同，《風》書乃出自我多年學習古典詩詞所積累的知識及感受。我的研讀古典詩詞最初本由習作舊詩入手，在此書台灣版的序言中我是這樣描述的：「我基本上沒受過多少大學中文系的教育，直到後來有機會再入大學深造，在很長一段歲月中，我的生活都處於文化上的邊緣地位。讀詩或寫詩，不過業餘的奢侈消遣而已。由於一直都是從性之所好出發去自學一些國學的基礎知識，而很少從課堂上接受教條化的理論，因而從一開始就在良知較小受到歪曲的情況下直接進入泛覽的書籍，隨之對古人的處境及其區區懷抱漸漸有了較貼近的默會。……在作詩填詞上經驗地諳熟了一種並未從知性上識辨清楚的表達方式。」正是長期以來閱讀和習作舊體詩的過程中默會了其體要、品味及意趣，等後來從研究的角度再重溫我熟悉的作品，並試圖運用新方法、新理論去作分析，我才發覺死搬硬套西方的概念和用語是很危險的。我也一度迷戀新方法，但我從一開始就敏感到，一味拿西方的概念和用語套用於中國文學的事實，很容易弄得驢頭不對馬嘴。我更喜歡拈出幾個古代文學中固有的關鍵用語，把它們置於相關的歷史脈絡中作重新描述和界定。比如，「風騷」與「豔情」，乃至後來在另一本討論性與古典文學的書中貫串始終的「風月鑒」，便都屬於此類關鍵用語。它們都是含義豐富的意象，都隨著文學的發展呈現出複雜的變化。如果把此類構成我書中敘述框架的用語比作函數表的數軸，我憑藉著它們力圖勾畫出來的，就是一種分化與融合的演變軌跡了。當然，《風》書討論的各個方面都只是開了個頭，僅淺嘗而止。在此書出版以前，有關古代婦女文學的研究一直停留在二三十年代以來謝無量、梁乙真、譚正璧那類羅列女作家花名冊著作的水準上。從此以後，不少研究者都開始注意到女性的文學和文學的女性二者並重的方向，並且將兩者並置在古代文學的總體中來研究考察了。女性的關注不再是唯一的目的，它也是切入點，是勘探的線索和掃描的光束。
你特別問起我現在對《風》書的評介，那就讓我們接著「以女性的關注為切入點」這個話題往下再說。我想指出我在撰寫此書時著筆尤濃的一點，但這一點似乎很少被喜歡讀這本書的讀者注意到，那就是貫串全書的兩種聲音：男性的「慕」和女性的「怨」。企慕情境始於對遠方目標的嚮往，其詩意來自距離的隔阻，而詩歌的行動總是穿越迷霧的持續努力。怨離情緒乃是從靜止的位置上對離去者拉遠了的空間距離產生憂慮，由此引起猜疑、憂傷和怨詛。這是瀰漫在古典詩詞中兩種普遍的生存境況，也是我一直用心捕捉的聲音。高彥頤說我在此書中「寫情以寄情」，可謂搔到了癢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