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一抬，我望著牆上的一只圓鐘發愣。因為時針指著3、分針指著7，深夜三點三十五分。努力克服心頭忐忑，撥了手機給Mok。電話那頭，他似乎尚未熟睡，說是剛趕完一篇為我們女工戲劇工作坊成果發表的文宣，躺下去就接到我的電話。
他趕來，折騰了一個難眠的深夜；最記得他離去時，從急診室的自動門回頭看我，一個白髮未老的老靈魂，朝另一個光頭憔悴的革命伙伴，遞出保重的眼神。我從此在港的一家社區平民醫院，渡過與生死擦身而過的心肌梗塞之行。
服了藥，血壓漸降；那一夜，我隔著一塊白色的簾布，耳際傳來女人啜泣、孩子未知如何慰安母親的低聲。凌晨時分，床頭傳來手持收音機播出的廣東話誦經聲，原來死亡離活著這麼近，就在身旁，只隔一塊布、一張床。兩個軀體都躺著，不認識彼此，一個停止了呼吸，另一個危殆地掙扎著…。
清晨醒來，其實未眠，我坐在醫護往返的廊道，另一頭推來一張白布覆蓋的病床，後頭跟著一位誦經道士與親人家屬。我眼神潰渙地聽著「哩--咧」的病床滑輪，從我眼前滑動過去，生死一線間。我站起身來，朝與我鄰床一夜的陌生男子，微微鞠躬為他送行。接下來，心想著台灣的家人，忐忑慌亂中，透過台北好友---阿才引介，打越洋電話給台大林醫師。他說：「立即搭最近一班的飛機回來，直接到台大急診室」。
因為，在港無法為非港人裝支架或心臟手術，而且一天住院費二萬新台幣。
我決定飛回來。Mok、瑞涵、雄仔叔叔在醫院門口為我返鄉飛行送暖。我到達機場的華航櫃台，他們立即幫我準備一張輪椅。我問：「有這麼嚴重嗎？」值班機員回覆我，我出示給他的醫院證明，滿滿都是英文字的最後一行寫著：「Risk of Death，有生命危險」。我想起來，香港醫生和我初識的台大林醫師通過話後。
我須簽一張切結書才能出院並搭機，這是最後一行關鍵字。
我簽了。從此踏上一趟血液的旅程…。
這以後，歷經香港反送中、疫情…多年未曾赴港，2024年1月底將再踏上香港的土地，參加莫昭如與［亞洲民眾戲劇協會］安排的劇作家讀劇會：【亞洲讀劇節---尋找春天。】對於這趟讀劇會，我充滿期待以及感謝。期待的同時，卻又憶起那淡淡血痕畫過胸口的急診室，記憶一片慘白。
時間在起伏的心電圖線條間，渡過血液旅途的昔日與未來。我記得，我在離開香港的那個早晨，接到關切我身心的女工的電話，我在電話裡向她說：「我們的戲劇工作坊還有兩天才會結束，等我回來…。」
班機降落桃園機場，妻在候機室接我。直接奔赴台大醫院急診室轉加護病房，躺著之外還是躺著。有一項程序是沿著長長的廊道，像輸送道一般，被移往一處類似開刀房的手術室。醫生說是主動脈阻塞要裝支架，我做好準備，原以為是要進入麻痺手術的歷程；靜靜等候一段時間，才知道我的右手腕已被打麻醉針，而後歷經40分鐘不能動身體的自我固化管理後，才知手術已經順利完成。便是沿著手臂的血管，已有三支旅行的支架，恆居(這或許是一個恰當的詞，也說不定)進駐土石流崩壞的主動脈接連心臟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