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時期，特別是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大多數西方國家發展出了被我們稱之為「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共識。自由主義的主要內涵，就是政治民主，限制政府權力，發展普遍人權，每個成年公民在法律面前皆享有人人平等、言論自由，能夠尊重多元價值和誠實辯論，尊重實證和理性，實施政教分離，以及享有宗教自由等。這些自由主義價值觀被我們盡可能地高舉，發展為理想的典範。它和神權、種族歧視、奴隸制、父權制、殖民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許多其他形式的歧視，持續鬥爭了幾個世紀，時至今天，仍然有未竟之處。
然而在這個過程中，作為普世自由價值觀的捍衛者，堅持認為這些價值適用於每一個人，而不止限於富有的白人男性。這種爭取社會正義的鬥爭總是最為激烈，因為他們必須能夠指出，我們一般稱之為「自由主義」的哲學立場，也適用於廣泛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既包括美國人所謂的「自由派」（liberal）歐洲人則稱之為「社會民主主義」（social-democratic），也包括在所有國家都被稱為「保守派」的那些溫和形式的人們。這種自由主義哲學，是對各種類型的權威行動( 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是世俗或者是神權 )的反對。
因此，自由主義最好被視為一個兼容並蓄的共同領域，為解決衝突提供了一個框架；在這個框架內對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持不同觀點的人，可以理性地辯論公共政策。然而，我們已經走到了一個歷史的轉捩點，作為西方文明核心的自由主義和現代性，面臨了是否能夠繼續維持其理想高度的巨大危機。這種危機的本質顯然是複雜的，因為它至少來自兩股壓倒一切的力量，一種是革命性的，一種是保守性的。兩者正在相互爭鬥，拉扯撕裂著我們的社會，前往某種不自由的方向。
極右翼的民粹主義運動者聲稱，要給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最後一擊，以對抗世界各地興起，且日益高漲的進步主義和全球主義。他們愈來愈多地轉而嚮往那些能夠保有和維護「西方」主權和價值觀的獨裁者與強人領袖。與此同時，極左的進步社會十字軍，將自己描繪成社會和道德進步的正義和唯一的守門人，彷彿少了他們，民主就變得毫無意義、空洞無味。那些在我們當中最極端左翼的人，他們的革命目標不只公開地把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壓迫形式而排斥，還以愈來愈威權的方式，尋求建立一種徹底教條性的基要主義意識形態，來規範社會應該要有怎麼樣的秩序。這場爭鬥中的雙方，都將自己的對手視為生存威脅，因此互相助長、極大化了對手的激進行動。時至二十一世紀，這場深層的文化鬥爭，已經充分定義了我們的政治生活，也開始擴及到我們的社會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