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歷史學家將當今思想和聯繫的流動比喻為5個世紀前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造成的動盪，但前者的規模要大得多。那些時代之後發生了30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殺死了日耳曼地區3分之1的人口。事到如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富裕，但面臨的風險也更大。有人偶爾會問我對美國的未來是樂觀還是悲觀。對此，我總是回答：「樂觀但謹慎。」
美國有許多問題，在此僅舉幾個成為頭條新聞的案例：兩極化、不平等、失去信任、大規模槍擊事件、吸毒絕望而死和自殺。因此，悲觀是有道理的。但我們熬過了1890年代、1930年代和1960年代最糟糕的時期（第二章講述過）。美國有種種缺陷，卻仍是創新的社會，昔日我們能夠自我重建和重塑，也許Z世代可以再次做到這一點。希望真是如此。我們應該警惕，萬不可過度相信美國例外論。本書講述我在美國世紀前80年的故事，我在書中逐一提到自己之所以樂觀的理由。然而，說句實話，我不能完全確定自己抱持樂觀，有多少取決於我的分析或源自我的基因。
身為政府官員，我很榮幸能夠協助擬訂美國世紀的主要外交決策，以此處理兩項政策議題，分別是核子擴散和美國對亞洲的政策。我認為這些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我擔任公共知識分子時，協助推廣思想並創建和維持非政府網絡以加強我們的民主聯盟；我當教師和導師時，很幸運能夠與許多優秀的人士一起學習；我身為分析師和作家時，試圖提出並分享複雜的相互依賴和軟實力等新思想，從而讓我們更加了解這個世界。我還試圖闡明美國的領導理論，讓人理解核子革命，也在說明網路革命方面稍有貢獻。
然而，正如前面所言，我學得越多，知道的就越少。分子增加了，但分母增加得更快。我生活在宇宙的一處小角落，而智人（Homo sapiens）是一個令人困惑的物種。我一生都在跟隨自己的好奇心，試圖去了解人類，但我並未給孫子們留下太多的答案。我能留給他們的，只有我的愛和一絲樂觀但謹慎的想法。
＊作者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 Jr.），曾任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院長，是研究現代美國實力的世界知名權威。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活在美國世紀：國際關係大師 奈伊回憶錄》（天下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