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春，駐印軍在美軍協力下，與遠征軍會師芒友，肅清緬北與滇西的全部日軍，在昆明成立「聯盟作戰」陸軍總司令部，準備接收美援裝備，全面反攻。另一方面，國軍也在接下來的「豫西鄂北會戰」（一九四五年三月至五月）及「湘西會戰」（一九四五年四至六月）中，連續重創日軍。凡此，均足顯示敵我在戰爭中的優劣情勢，已完全逆轉，日軍在中國戰場已成強弩之末，並正策畫全面撤退。五月上旬，我置於敵後蘇、浙地區的第三戰區，即發現日軍有此徵兆，而採取了一些防止日軍脫離戰場的牽制行動。
簡單地說，一九四五年以後，日軍在華戰力呈現衰竭現象，只能在其「一號作戰」所留下來的殘局中苦守點線，據隅頑抗。用軍事評論勝負的角度看，日軍實已戰敗，其投降只是時間問題。反過來看，國軍則戰力不斷增強，在廣大正面上開始掌握主動，並準備反攻，有極大可能殲滅日本陸軍。
猶記日本宣布投降之初，其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接奉國民政府頒給的受降「第一號命令」時，就曾有他不能代表日本海軍，而有意讓日本陸軍單獨向中國投降之反應。可見日本陸軍已承認被中國擊敗的事實。
無論如何，我們是第一個起來抵抗日本侵略，而且作戰時間最長，戰場幅員最廣，犧牲最重，對盟邦貢獻也最大的國家。國軍在中國戰場上牽制住一百多萬日軍，使其不能轉用於其他方面，否則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恐怕傷亡會更慘重，結果也難料。
＊作者為前行政院長。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