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繼續前面的話題，還另有必須深入的問題：如同柄谷行人所強調的，中國「帝國史觀」上條列的秦漢帝國、隋唐帝國，和元帝國、清帝國等，究其實質，乃是異質性的歷史存在，但現代的天朝學人在構築中國史時，卻依然沿襲古往的「帝國史觀」習癖，閉鎖在中國史的內部，切離中國史與世界史的交往與關聯，以「方法的中國」為名，來編織一體化的「線性敘事」，將異質性的帝國統治更替夷平為同質性的「王權帝國」的前後相續。不用說，在這樣的歷史編纂技術下，諸多礙眼的歷史變異就必須被障蔽。隋唐帝國一方面保持「游牧民族的互酬原理」，另方面建立農業官僚帝國的歷史觀點，需要小心地邊緣化。游牧民族建立的元帝國與清帝國，與漢人統治構成的「儒教王權帝國」典範，在帝國統治構造上存在著真實的差別。但同樣地，這也必須在歷史敘事中加以掩飾和修剪。美國的「新清史」學派，只是因為提出了「清帝國抵制漢化」、「清帝國代表了內亞和東亞相結合的新統治體系」等論點，就隨即被天朝學人編派為「西方陰謀」。而說起緣由，不過就是因為這些觀點會使人質疑儒教「天下帝國」的歷史連續性和形而上的至尊主權。
第三，進一步說，在漢字文化圈中，人們所熟悉的「法統化」的「歷史」觀念，是如何緣起的？這個「帝國史學」的歷史起源在哪裡？一個明顯的線索，來自於司馬遷和他寫作的《史記》。如同柄谷行人所觀察到的，司馬遷的歷史書寫，乃是以漢帝國的儒教「天命神學」為框架而發展出來的歷史編纂學。但柄谷行人卻沒有從中得出應有的結論：由司馬遷開創的「帝國史學」傳統，不是對中國歷史的「客觀描述」，毋寧說，其本身就是建構華夏帝國的「認識論裝置」。對這種以「天下」為歷史書寫的地政學前提，以鑑別統治者的作為是否合乎「帝國的原理」為規範的歷史書寫，嚴格說並不存在「中國史」這樣的東西，因為按照這種「帝國史學」的自我理解，帝國史學家寫的就是「世界史」，而這種「世界史」所詮釋的「帝國的原理」，就是事實上的「世界憲法」。眾所周知，這種「帝國史」的書寫傳統一向以自己相對於統治者的獨立性而自豪，但從整體的運作機能來說，這種「帝國史編纂學」表現出來的自主性越高、越絕對，其對維繫帝國意識形態的作用往往就越強。可以說，按照「帝國史學」的自我理解，在「天下帝國」的「政教合一國體」下，「歷史」就是「憲法」，而帝國史學家所扮演的角色，幾乎等同於西方現代民主政體下的「憲法法院」。這也是為何，在中國的帝國本部與周邊的漢字文化圈，所謂的「歷史問題」，從本源上說就是「帝國憲政的問題」——或者，與華夏帝國的關係的「憲政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