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22日，前總統李登輝，在日本的國會議員會館，以〈台灣主體性的確立之道〉（台湾の主体性を確立する道）為題發表講演。作為各方矚目的政治事件，這次演講自然引發眾多議論。但人們卻似乎因此忽略，李登輝的日本演講，其實也是重大的文化事件。它是首度由一位有國際知名度的台灣政治人物，在國外的公開場合，向亞洲人民嚴肅提出「中華霸權主義的復歸」的政治命題。李登輝的日本演講，不僅是迄今台灣政治人物對中國的天朝主義政治所做出的最嚴厲批評，同時，也實際否定了各種以重建「中國中心的天下帝國」為志向的天朝主義論述。它潛在的文化意義，還有待我們去認識和考察。
這篇演講，首先將中國歷史總結為夏、商、周，以至明、清「一脈相承的帝國體制」。在這個被尊稱為「中國法統」的華夏帝國體制下，「5000年歷史的中國是『一個中國』的歷史」。不論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還是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具有現代國家的外貌，但在「國體」的性質上，卻依然是帝國體制與「帝國史觀」的接續和延長。總結地說，中國的共產革命，其最終的結果不是讓亞洲其他國家擺脫中國的帝國宰制，也不是讓中國擺脫德國社會學者韋伯說的「亞洲式發展停滯」，「而是一種中國傳統覇權主義的復活，以及癡心妄想皇帝制度的重現。」在這種態勢下，當代通行的所謂「亞洲價值」（Asian Value）論述，其確實的內容和作用，就凝聚在古典帝國體制下王權統治汲汲追求的「鞏固權位、開疆拓土和掠奪財富」，與現代的民主改革和國際和平毫無關聯。
從李登輝這部分的演講內容，敏銳的聽眾都不難推演出明確的結論：「一個中國」的政治主張，真正的意涵是「華夏帝國」的再生和輪迴。關於「亞洲價值」的文化特殊主義話語，也無非是以新面具遮蓋的「托古改制論」，一旦撥開看似新穎的面具，除了「回歸王權帝國」的統治欲，就別無奧秘可言。李登輝日本演講在文化上激越與徹底的性格，只要從一個設問來思量，就即刻明白呈現：這樣的「反帝國」立論，有可能出現在目前台灣教育部制定的歷史課綱嗎？
不過，李登輝日本演講中表述的「華夏帝國論」，如果考量晚近人們對這個議題的研究和見解，卻可能也存在著若干明顯的瑕疵，需要台灣的知識份子與文化社群一起商榷，以新的思考方法和架構來予以修正和活化。儘管其中涉及的問題龐大而複雜，這裡還是嘗試參考日本評論家柄谷行人《帝國的構造》一書的相關論點，權且提出粗略的看法，期盼藉此拋磚引玉。
首先，演講引述了韋伯對中國王權帝國的研究來論證「亞洲型停滯論」；這點，如果對照晚近通行的中國史論述，大概會被強烈反駁；而台灣的天朝主義文人，更不會放過其中隱含的「西方中心主義」視角，和對「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默認。然而，站在天朝主義批判的立場來看，更根本的問題，恐怕在於這樣的評論姿態無意中複製和肯定了中國的「帝國史觀」。這是因為：「亞洲型停滯論」的歷史圖像，與中國「帝國史學」中對「五千年大一統天下帝國」的政治想像，不僅會相互交疊，更隱約形成一體兩面、相互補充的態勢。「歷史綿延不絕的天下帝國」的意識形態幻象，顛倒來看，就是「亞洲型停滯論」；反之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