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接受日媒專訪，提到「二戰時，台灣與日本同屬一國，沒有對日作戰事實」。這些他早已說過多次的話，沒想到這次竟遭致黨國圍剿，馬英九甚至斥責李「出賣台灣、羞辱人民與作賤自己、對不起抗日犧牲的台灣先賢及（死難的）二千萬軍民同胞」，要求李「立刻把話收回，並向國人鄭重道歉」。如此集體重話，撻伐一個九十多歲老人，不只令多數民眾錯愕，而且是在「台灣人的悲哀」傷口上撒鹽。
「台灣人的悲哀」是李登輝一九九四年與司馬遼太郎對談的內容。李說：「在此之前掌握台灣權力的，都是外來政權；即使心平氣和的說，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一個只是來統治台灣人的（中國）黨，有必要成為台灣的國民黨。」他談到國民黨的壓迫，說：「以往像我們這種年紀的人，在晚上都不能好好睡覺（指半夜逮捕、濫造罪名）。我不想讓子孫們受同樣遭遇（他的意思是一定要改革民主法治）！」
他特別令台灣人感傷及感同身受的，是結束對談前引用的一句日本俚語：「寄宿在別人家裡的寄食者，第三碗飯是偷盛的。」意思是台灣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竟然淪為寄食者、寄宿者，連肚子餓想多吃一碗飯都必須偷盛，沒有自由。即使李登輝己貴為總統，仍然受到這種待遇。
台灣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淪為寄食者，是二戰後一度欣慶「回歸祖國」的台灣人共同的感受。「文化衝擊」理論有三階段體驗，一是充滿新奇好奇迎接新人新經驗，二是對新人新經驗失望挫折，轉而懷念舊人舊時代，三是經過適應調整（適應環境、改革環境）後，接受多元文化，新舊相互融合。
大多數台灣日治時期出生的人，對國民黨黨國的體驗都停留在一二階段，由被接收時的「歡天喜地」到「烏天暗地」，由二二八到白色恐怖到長期戒嚴，數十年後依然不認為黨國已經民主化、在地化（國民黨中的本土派依然受歧視），因此懷念舊人舊時代（也就是日治時期）是其情感共同歸宿。李登輝同一代人無不如此。
至於二戰結束後出生的台灣人，受到黨國教育洗腦，無獨立思考者就成為黨國信徒，深信「中國人」高「台灣人」一等；國民黨能統治台灣六十年，一半以上票即來自他們。其他另一批有思考者則相反，在長期戒嚴中看到台灣人受到不公平待遇（如到一九七0年代，各種公職律師法官考試，仍依三十五省人口錄取，多數族群的台灣人只能考上幾趴，少數族群的外省人卻能考上九十幾趴；其他有「安全」顧慮的各種職業更是防範極嚴），當然不可能支持國民黨，甚至對黨國敎育灌輸的謊言起而質疑、破解，進而展開「我是誰」的追尋，包括國家認同、個人身分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