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可惜的是，《注定一戰？》對十六起案例中與美中關係直接有關的兩個案例作了過於簡單的討論。本書第三章對「珍珠港事變」教訓的討論，艾利森沒有詳細分析1920-30年代，美國「孤立主義」思潮對日本版的「門羅主義」，即「大東亞共榮圈」行爲的姑息和綏靖。當年美國不與國際聯盟合作，不堅持「門戶開放」政策，犧牲中國利益，對日綏靖卻仍然無法避免太平洋戰爭爆發。今天，正如本書提到的，習近平也在主張中國版「門羅主義」，企圖將美國勢力趕出亞洲，但艾利森爲什麽不對當年美國對日綏靖政策的失敗多加反思呢？
身爲研究「古巴導彈危機」的專家，艾利森對美蘇的核戰略有深刻洞見，但本書第九章對「蘇聯與美國冷戰」的討論幾乎略過對冷戰期間美中熱戰，即「韓戰，臺海危機，越戰」的分析，也沒有討論爲什麽這些有限熱戰沒有導致美中全面戰爭。這一省略是故意的嗎？也許他全盤接受了季辛吉《論中國》對這些熱戰的分析；還是他認爲這些有限熱戰不符合「修昔底德陷阱」歷史模式的定義，所以不加討論。而且，這一省略也回避了美中「文明衝突」（本書第七章）應該面對的一個難題。艾利森大致讚同杭廷頓「文明衝突論」以及季辛吉、李光耀等人對「儒家文明」與「西方文明」衝突的分析，但美中衝突最激烈的1950-60年代，也是中共批判「儒家文明」登峰造極的時代。將毛澤東對美帝國主義「紙老虎」的挑戰解釋為「儒家文明」與「西方文明」的衝突一定會讓毛死不冥目的。
艾利森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美英綏靖主義沒有強烈的批判，因此，他對於美國如何應對習近平版的「門羅主義」提出近乎傳統「孤立主義」的主張，即「優先解決國內問題」，例如「衰敗的民主」。他在結論中說「如果每個社會的領導人都暸解到本國問題的嚴重性，並專心致力先解決它們，那麽美中官員會發現『在亞洲分享二十一世紀』並不是他們最嚴峻的挑戰。」他大概贊同季辛吉的觀點「中美關係不必也不應成為零和博弈」。
艾利森建議美中「談判出一種長和平 … 一個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休兵期，在某些領域施加規範，減少競爭，同時雙方都可以自由地在其他地方尋求優勢。」他說「與冷戰時期的低盪（Détente）一樣，美國和中國可以將問題包裹起來以達成協議，使每一項都能獲得最重大的價值。」例如，艾利森認為，阻止中國奪取南海的島嶼或收回臺灣也許並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如果中國能迫使平壤結束核子武器和遠程飛彈的進一步試驗，美國可以限制，甚至停止向臺灣出售武器，並從韓國撤軍。」（本書第十章）。 艾利森在書中並沒有明確主張「棄臺論」，不過從字裡行間，可以領會到這種意思，美國如果要避免一場與中國誰都無法贏的戰爭，「棄臺」恐怕是一個選項（本書第八章）。許信良在海基會演講中說「艾利森教授的警告，完全被川普政府所接受」，但川普真的會採納這些建議嗎？
由於艾利森本人並不是中國問題專家，所以書中對於「習近平的中國要什麼？」（本書第六章）這類問題的研究主要參考了季辛吉，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澳洲前總理陸克文這類「中國通」的觀點。他深受季辛吉，李光耀，陸克文等人影響，又備受許信良推崇，大概可以被歸類進「中國或成爲最大贏家派」。不過，因爲作者的地位和本書的分析框架，對西方國際關係學界和美中國安決策圈的影響很大，還是值得中文讀者高度重視。
＊作者為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著有《意外的國父》（八旗，2017），《冷戰中的兩面派》（有鹿，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