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問題是，北京的法院卻以沒有中國駐外機構的公證而不接受我的證詞。即使哭笑不得，在我看來還是必須嚴肅對待的事。為了更有力證實我的證詞之有效，我口述證詞予以錄影，配上相應文字，再在美國執業律師李進進博士的幫助下，再請美國三級官方認證，並委託高瑜的律師呈交北京法院。
很顯然，北京法院不願意接受我的證詞。因為這份證詞，再加上警察們沒有此案的物理證據，若以中國的法律，也顯示高瑜是沒有罪的。
來自上峰的密令，卻是不能放過高瑜的，當然不是因為那份無關民生國安的、內容八股、而且早已流傳的所謂秘密文件，而是高瑜擊中時弊、「妄議」朝綱使他們不爽。
警察、檢察官、法官能怎麼辦呢？從這個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有三點值得細究：為什麼警察沒有捏造一份物理證據？為什麼法官一拖再拖開庭時間？為什麼檢察官對二審減刑、監外執行沒有抗訴？
這是這些官員們良知未泯，是他們的專業素質已經提高，還是他們只是機械地執行上峰的指令？可信的情況是：他們沒有主動逞兇、沒有主動背黑鍋，他們內心很清楚知道，這個案件經不起時間、司法、正義的考驗，必定是他們職業的污點。
指令
是的，無論是二審一審，法官們的遲疑是等待上峰的指令，而上峰也在遲疑。不是他或者他們低估了高瑜的影響力，而是這起案件之所以持續被世界所關注，正因為案件反映了中國司法稀缺最基本的公信力，反映了中國匱乏最基本的政治文明，其結果是大大傷害了他們口口聲聲要維護的中國形象，也大大傷害了他們想盡一切辦法獻媚、吹捧的習大大的形象！
於是，將高瑜放出去的密令來了。法官們頓感輕鬆，比原定的日子提早二審，也許當他們自己有一天作為被告，其自辯詞中可以列上一條：讓高瑜監外執行是他們在艱難情況下的保護之舉。
只是，略有一點法庭基礎知識的人都知道，二審中辯護律師所做的無罪辯護便代表了被告對案件的認定。然而，法律文件需要製造一個理由，必須要公開指認被告是「認罪」、「悔罪」的，否則監外執行便於法無據，不能自圓其說。難怪高瑜的律師莫少平將之形容為「中國特色」的辯訴交易！
辯護律師的說法和法庭說法之間的矛盾如此明顯，這個「中國特色」的陳詞爛調卻又是如此地堂皇精妙。難怪莫少平能為眾多敏感人物辨護而沒有被吊銷執照，沒有他，很多敏感人物很可能就完全消失在黑洞中。
當然，只要「中國特色」存在，政治文明就不可能生存，一切錯亂也就不要奇怪。不僅僅中國司法如此，中國政治如此，中國社會如此，中國的一切皆如此。
（責編：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