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教書以後，有一次面試一位申請入學的美國學生。他本來在美國唸的是古典語言學系，學的是希臘文和拉丁文，後來看了一本紅樓夢英譯本，大受感動，因此跑來台灣學中文。我當然就問了是哪一個譯本，本來以為大概是企鵝文庫的霍克思（David Hawkes）譯本，想不到他說是楊憲益夫婦的譯本。楊憲益夫婦譯本，和霍克思、閔福德（John Minford）翁婿合譯本，到底那一個譯本好，研究者眾，論文也出了不少篇，甚至有人做成語料庫來比較。一般說來，楊氏譯本忠實、霍閔譯本流暢靈活大概是共識。但我無意在此比較譯本得失，一來中文母語者畢竟不是他們的目標讀者，譯本原是給英文讀者看的；再者我從初中開始看紅樓，在看譯本之前，中文原作已經看了多次，裡面的詩詞也能背幾首，因此我不是很好的裁判者。但那位美國學生因為楊氏譯本而學習中文，最後中文程度足以看紅樓夢的原著，也在台灣讀完翻譯碩士，開始翻譯台灣的小說，的確可以證明楊氏譯本的價值。
但看這本《他翻譯了整個中國》時，心酸的是譯者竟然沒有選擇要不要譯，要怎麼譯。上級叫他們翻譯甚麼，他們就得翻譯，中間還入獄多年，出來繼續翻譯，譯稿還得經過政治審查，還有一堆難以討好的紅學專家等著挑毛病。在這樣肅殺的氛圍下，譯者哪裡還能奢談甚麼翻譯策略，只求不出錯就謝天謝地了罷。難怪楊氏不少譯本都帶有一點公務員的匠氣，也算是譯者的無言抗議吧。文革期間入獄的譯者，當然不只楊氏夫婦。譯者必懂外文，懷璧其罪，永遠洗不清間諜、叛國的嫌疑，因此文革中受害的譯者極多。近年來爬梳台灣翻譯史，發現台灣在戒嚴期間，出版社曾大批盜用大陸譯者的作品，大陸譯者被台灣出版商塗改姓名、易名或匿名出版的，多達三百多人；而拜網路之賜，現在要查到對岸譯者的資訊已經不是難事。整理這批譯者資料的時候，更是心驚。只要看到過世年代在一九六○年代後期到一九七○年代中期的，就知道大概又是死於文革；沒死於文革的，多半也都吃過苦頭、蹲過監獄、勞改下放。楊戴二位從事中譯英，英文讀者多於中文讀者；他們在戒嚴時期又是犯禁的名字，台灣學界沒有什麼人提過。因此台灣知道他們兩位的甚少。但英譯中的譯者，台灣讀者可能熟悉一些，說不定也讀過一些他們的譯作。
像是〈漫漫回家路〉一章，提到一開始舉薦楊憲益回國任教的吳宓（1894-1978）和沈從文（1902-1988）。吳宓是哈佛回來的西洋文學專家，台灣1968年海燕出版的《福祿特爾小說集》（今譯伏爾泰），沒有署名，其實是他的學生陳汝衡翻譯的，譯筆極佳；吳宓本人則寫了一篇〈福祿特爾評傳〉，也收錄在海燕版裡面，只是當然也沒有署名。吳宓在文革中被下放牛棚，終日批鬥，還被推倒斷腿，動輒不給飯吃。苟延殘喘，晚景悽涼。沈從文大名鼎鼎，文革中也被批鬥甚慘，七十多歲還被下放洗女廁、種菜養鴨，苦不堪言。〈俞黔奔波〉中提及的梁宗岱（1903-1983）與台灣更有淵源，他的妻子沈櫻（1907-1988）攜子女來台灣後，成為知名的譯者，梁宗岱翻譯的《蒙田散文選》也在台灣被盜印至少五次。留法的梁宗岱在文革中吃盡苦頭，多次被毆打折辱。〈東下，北上〉提到的劉尊棋（1911-1993），也有一部譯作以假名在台灣流傳：志文出版社的《撒克遜劫後英雄傳》，其實就是劉尊棋翻譯的《艾凡赫》。劉尊棋因為待過美新處，反右年間下獄，文革又下獄，妻離子散。〈鋃鐺入獄〉一章中還提到名翻譯家傅雷，他譯的作品在戒嚴期間至少有八本在台灣盜版流傳，包括《高老頭》、《貝多芬傳》、《約翰・克里斯朵夫》、《托爾斯泰傳》等；又因其子鋼琴家傅聰藉出國機會出走，台灣皆解讀為「投奔自由」，大肆宣傳，因此傅雷的知名度在台灣頗高。他在文革中與妻子雙雙自殺，更是令人不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