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中旬哈佛大學法學院法哲學教授Cass Sunstein 來訪，我聽了他兩場演講，事前讀過他的一些書，那幾天也有機會在吃飯時與他聊聊。兩年前，另一位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Michael Sandel來訪，此人也是大大有名。Sunstein 與Sandel兩位都是有群眾魅力的學者，前者Nudge一書據說全球大賣75萬冊，而後者教學影片的開放上線更有上百萬閱聽人。
可是拿Sunstein或Sandel與Ronald Dworkin或John Rawls 的著述相比，我喜歡後兩人多得多。聽說Cass Sunstein文章被引用次數是Dworkin的兩倍。但是我不認為跨領域之間這引用次數有什麼指標意義。Sunstein著作大量引用經濟學裡行為學派的方法，也常與經濟學家合寫文章。由於經濟學文章在社會科學之間引用較廣，且經濟學文章的論文索引置於文章末尾的傳統，也較法學索引置於各頁備註的方式容易計算引用，故法律經濟文章引用次數較傳統法哲學為多，並不稀奇。
我喜歡Rawls 與Dworkin的著作，主要是因為他們的架構宏大、思考完整、論述堪稱圓融一貫。他們勇敢面對大問題、挑戰既有理論、再提出堪稱coherent的圓滿架構。此外，當他們思考理論架構的時候，通常對問題有一種發自內心的人文關懷。讀他們的文章很自然地就會被他們的人文關懷所感染，而由此而得到的體驗，其實更為深刻。即使讀後許久，重拾再閱心中都還有感動。這就是他們學術貢獻偉大之處。
在科學方法論的感染下，現在許多社會學科甚至人文學門的研究，都走向輕薄短小的岔路。他們的著作有一些像Sunstein所描述的「司法極簡主義」：處理的問題不要大、分析的層次不要深、涵蓋的範圍不要廣。這樣的極簡主義，敵人比較少、評審比較不會有負面意見、發表的文章數也會比較多，容易升等，也容易得到學術勳章。某日午餐時我向Sunstein開玩笑說，這是一種「學術極簡主意」，是科學方法論影響下的病態產物。
行為經濟學家用實驗方法、賽局分析、資訊瀑流(information cascade)理論，驗證若干人類「不理性」的行為模式，進而論證政府有時應該用更積極、更干預的方法，去引導不理性的人，讓結果更為有效率。說實話，我並不完全同意這樣的論述，也認為如此的推論失之「極簡」。我認為，學術研究是一個極盡馳騁、絞盡腦汁的「過程」。有的人可能研究出重要結果，有的人只能寫餖飣雜文。做研究不該有什麼極簡主義；最後的研究結果流於淺窄，是研究者不得不消極接受的結果，怎麼說也不該成為積極的「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
我也認為，政治哲學與法哲學都是幫助我們圓融理解社會的知識架構。司法判決的理論或哲學構思，很像是一個研究的過程，也是極盡馳騁、憚精竭慮。他們最終也許在客觀限制下只能屈居淺窄，但是在事前，我不希望他們極簡，更不希望他們在「留給民主體制或政治智慧解決」的虛幻期待下，被鼓勵走上淺、窄的思辨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