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說起保守，不知道臺灣人怎麼看，猜想應該與大陸人差不太多。民國以來的中文語境中，保守一直與抱殘守缺、冥頑不化等負面評價聯在一起。其實這是對保守的誤解。保守其實深植於人性之中，是每個人和全人類的共同需要。人類的基因是在變與不變中慢慢成為現在這樣的。唯其有所不變，人才能歷經數十百千代仍然是人，而未演變為其它某種動物；唯其有所改變，人類才能不斷進化，才會有今天的文明。
不變與變不僅深植於基因，同時也深植於每個人的靈魂。不確定永遠伴隨著風險，萬事全新，人便會茫然失措，憂慮生命安全失去保障，因此人希望免於恐懼，生活安穩，這正是對不變的要求。但如果生活中的一切都確定不移，則意味著天天重複，便會膩味，看不到新鮮、前途和希望，會感到煩惱和痛苦。安全感讓我們喜歡故鄉、親友故舊、熟悉的環境和對胃口的美味佳餚，好奇心則讓我們對未知事物懷有某種期待和喜愛。變與不變，都是人、社會和國家所需要的。
改革一說，在中國近現代的正當性應該是始於清末的改良，和改良失敗後的革命，然後是革命失敗後的鄧小平改革等反復折騰。但保守一說則應該有更深遠的歷史淵源。《史記》記載，秦始皇即皇帝位元時舉行過一次御前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淳于髡與李斯的爭論，即法先王還是法後王。淳於髡說「事不法古而能長久者，未之有也」，李斯和秦始皇則對此不以為然，認為秦始皇的功德已經遠勝先王，無須效法先王，應該以活著的皇帝的意志為決斷一切的準繩。結果，15年後秦朝滅亡。
古往今來的政治智慧有三個核心內容，一個也不可缺少。一是延續性原則，一是平衡性原則，一是即時性權宜。所謂延續性原則，是指自三皇五帝和希臘羅馬到如今，在全人類各社會和國家中都起支撐作用的長期有效的根本性原則，比如必須有政府，法律，交由國家壟斷使用的暴力，稅收，政治、社會分工和道德，等等。平衡性原則指的是支持某種特定類型國家、政體保持平衡的原則，過去稱為「長策」的多是平衡性原則，政體不變，這些原則就會起作用，一旦政體改變，原則也會隨著改變，比如「三納五常」之於中國的皇權帝制，就是平衡性原則。權力的分立與制衡、選舉和代議政治之於自由民主政體，同樣是平衡性原則，而非延續性原則，顯而易見，君主制和極權體制都不需要這些。即時性權宜則指政策、策略、措施、先例、領導方法與才能、政治手段、駕馭局勢能力等等。可以這麼說，《尚書》、《春秋》、《禮記》以及四書五經之所以重要，便在於它們闡釋了部分延續性原則和平衡性原則，而《易經》和歷代正史之所以受到推崇，則是因為它們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權宜性政治智慧。
臺灣需要改變，這種改變的責任主要由民進黨承擔；同樣，臺灣也需要保守，這種保守的責任則份當落在國民黨的頭上。自1911年來，中華民國百餘年的歷史，漸次承續、形成和積累起的延續性原則、平衡性原則和許多成功的政策與先例，不能放棄，必須保守。這份保守的職責，除了交付給創立中華民國的國民黨，還有誰更合適？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知名政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