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顯然，「遺忘」模式在台灣是失敗的。而「報復」模式對急需團結全國（以化解中共統戰）的當前台灣也不適用。南非「以正義交換真相」的模式才是台灣應有的方向。當廿一世紀的西班牙也開始檢討「選擇遺忘」的錯誤，要求追究當年迫害真相及元兇，還給人民「歷史記憶」時，昔日加害者集團比西班牙佛朗哥政權更囂張、更死不悔改的台灣，完全沒有理由跳過「轉型正義」。
然而，光有「轉型正義工作小組」及立法院表決，「轉型正義」終究無法落實。它必須在社會大眾有普遍共識且克服人性怠惰下，方能蔚為潮流，讓「遺忘」及「逃避」（「逃避正義」類似弗洛姆說的「逃避自由」，是人性的陰暗或負面力量）失敗，人性光輝發揮作用。
赫曼的《創傷與復原》指出，心理創傷（包括集體心理創傷如納粹集中營或台灣白色恐怖）與健忘息息相關。面對自然災害，見證者很容易同情被害者。但傷害事件是出自人為時，見證者往往陷入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的衝突。加害者一方（特別是有權有勢者）要求旁觀者袖手旁觀，一般人也希望眼不見為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被害者一方卻要求旁觀者分擔他們的痛苦或打抱不平。此時情況常使旁觀者選擇遺忘。
通常加害者為逃脫罪責，也會盡力促成「遺忘」。保密和緘默是其第一道防線。如果迫害祕密洩漏出去，他們會追究或歸咎被害者（每一位政治犯都受到這種警告或有這種經驗）。如果他們無法防止被害者洩漏，他們就會刻意讓別人聽不到（包括報禁、黨禁，限制各種言論自由）。為了達成「遺忘」，加害者還製造形形色色的謊言及辯解，從自稱無辜到痛斥對方陰謀、誣陷，到最後紙包不住火，改打愛國、團結、和諧牌，呼籲及實現「超越過去，展望未來」。
以台灣為例，其結果就是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元兇幫兇至今仍安然無事，國民黨繼續崇拜蔣介石、膜拜慈湖，中正紀念堂也仍高高在上，凌駕民主及傲視號稱「當家作主」的人民。
此外，精神治療學家艾亭格研究納粹集中營倖存者，亦曾如此描述被害者與旁觀者的關係：「戰爭和被害者是社會想要忘掉的。遺忘的面紗覆蓋了所有的痛苦與不幸。我們發現，受害的一方或許想（也盡力想）遺忘，卻無法遺忘；而旁觀的一方有不自覺要遺忘的動機，果然就真的遺忘了。在這場無聲且不公平的對話中，輸家永遠是最弱的那方。」
當代思想家一再提醒我們：極權統治剝奪人民的記憶之日，就是人民受精神奴役之始；大國想剝奪小國的國家意識時，他們就採取「有組織的忘卻」之策。台灣人這些年來也喜歡複誦諸如「記憶對遺忘之戰」的警句。但「中華民國第二共和」至今廿多年了，究竟是記憶戰勝了？還是遺忘戰勝了？在「轉型正義」成為新一輪政黨輪替的關注焦點時，新時代台灣人難道不需要更多轉型正義教育嗎？
＊作者為時事評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