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早上10點半，撒利先走進一間教室開槍，一群同學正在這裡考商業研究，他逐一趨近受害者近距離射擊，接著來到走廊裝填新的子彈後回頭去殺老師。他在教室緩緩繞行，對發出聲音的人送上慈悲的一擊（coup de grace）。
撒利殺了人後，打電話給一位友人吹噓自己幹的事，接著把汽油潑灑在血跡斑斑的地上，扔了一根火柴便走出去，熊熊烈火在他身後燃起，9位同學和1位老師已經沒有氣息，另外11位在烈焰中受傷，撒利眼看學生們尖叫跑進芬蘭秋天的微光中，之後便對自己的頭部開了一槍。
這是芬蘭史上承平時期最慘重的攻擊事件，共死了11人，撒利開了157槍，其中62槍在受害者的體內被發現，光是一個人就挨了20發子彈。
有一發最不令人惋惜的子彈，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他發出的最後一聲槍響，為一場另類的競賽鳴槍起跑，記者競相趕往現場報導當下最熱門的話題：大規模槍擊事件。
當時我正好在奧斯陸，倫敦的新聞採訪部認為挪威跟芬蘭很近，於是打電話給我，要我收拾行李到那裡去，殊不知奧斯陸距離案發現場有700英里遠，車程17小時。
事情就是這樣。當時一起工作的還有前途看好的珍妮．克里曼（Jenny Kleeman），共同為獨立電視新聞（ITN）報導石油為挪威帶來的龐大財富。當我們正在分析奧斯陸的主權投資基金時接獲這通電話，而「死亡」根本不在當時的料想之中。但是一天後的我們飛（不是開車）到考哈約基，那件事不僅永遠在當地留下印記，也在我的心裡留下印記，因為這是我第一次遇到大規模槍擊事件的真實狀況。
飛機一著陸，我們就開始馬不停蹄，因為人在倫敦的編輯急於知道撒利的行兇動機，於是我們很快就獲悉這個有情緒困擾的兇手在事發前幾個禮拜，曾經以Wumpscut86的署名在網路上刊登幾段影片，還附上恐怖的訊息：「下一個死的就是你。」影片顯示他在當地靶場用華瑟P22射擊。
所以我才會在那座森林中迷路。當時我來到那座靶場，也就是撒利被拍到的最後所在位置時，這個年輕殺手死了。但沒有人知道當時誰在攝影機後面，難不成有共謀者？我低頭看男子的步槍，心裡想著各種可能性。
男子回過頭，狠狠瞪我一眼後「嘖」了一聲，我才明白一開始我以為他在生氣，原來是不高興被打擾。撒利的影片是自己拍的，這名男子也沒打算殺我，只是對我背著錄影機在林子裡亂闖感到不爽罷了。對他來說，我出現在這偏僻省分的窮鄉僻壤清楚說明一件事，那就是嗜血的媒體鏡頭即將到來。
＊本文選自時報出版 《血色的旅途：權力、財富、血腥與兵工業，一場槍枝的生命旅程》，作者在倫敦的慈善機構「對武裝暴力採取行動」（Action on Armed Violence）擔任主席，並於劍橋大學擔任客座講師，為調查記者兼戰地記者、新聞報導局成立者及編輯；其報導曾榮獲皮博迪獎（Peabody Award），兩度獲得國際特赦組織獎（Amnesty Award）以及一座英國電影和電視藝術學院蘇格蘭獎（BAFTA Scotl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