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瑞，德布西，魏爾崙——這三個名字的交集是「法國／象徵主義／歌」，或者說靈巧、神祕的詩樂之美。在佛瑞（Gabriel Fauré, 1845-1924）一生逾百首的歌曲創作中，有十七首譜自魏爾崙（Paul Verlaine, 1844-1896）的詩。魏爾崙是法國象徵主義大詩人，他的詩特重氣氛與聲音之營造，堅信在詩中「音樂高於一切」。無獨有偶地，德布西（Claude Debussy, 1862-1916）也將十七首魏爾崙的詩譜成歌（其中三首先後譜了兩次），在他八十多首歌曲中佔有重要地位。這十七首詩當中，同時被這兩位作曲家相中的有六首：〈曼陀林〉（Mandoline）、〈月光〉（Claire de lune）、〈悄悄地〉（En sourdine）、〈這是恍惚〉（C’est l’extase）、〈淚落在我心中〉（Il pleure dans mon coeur，佛瑞題為〈憂鬱〉[Spleen]）、〈綠〉（Green）。想來這些該是詩中之詩，音樂中的音樂。
象徵主義的詩除了音樂性外，還強調歧義、暗示性、神祕性，說起來頗晦澀難懂，需直扣原作，反覆斟酌，方能略識其妙。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公認是象徵主義詩的鼻祖，而象徵主義詩人的精神導師則是德國作曲家華格納（Richard Wagner, 1813-1883），他倡導「樂劇」觀念，欲把詩、戲劇、舞蹈、繪畫、音樂熔為一爐，成為「總合藝術」。象徵主義的詩重視感覺的交鳴（synesthesia），讓，如波特萊爾所說，「香味，色彩和音響互相呼應」，交匯成一座象徵的森林。
自己初接觸西方現代文學、藝術時，震懾於這些名字，對象徵主義異常敬畏、崇拜，模模糊糊，朦朦朧朧地讀了一些象徵主義詩。也許自己讀到的是零零散散、不甚高明的中譯，一開始時並不覺象徵主義詩有什麼好。大四時在師大圖書館借到一本英法對照的《企鵝法國詩選第三冊》，奉為至寶。這本書讓我具體而微地窺視到象徵主義詩人的形貌—雖然仍一知半解。當時在市面上遍尋不著，為了據為己有，還謊報遺失，另購他書賠償。我讀波特萊爾，雖對〈冥合〉（Correspondances）、〈腐屍〉（Une charogne）等詩印象深刻，但一直要等到聽杜巴克（Henri Duparc, 1848-1933）譜的〈邀遊〉（L’Invitation au voyage），才算真正進入波特萊爾的世界（波特萊爾曾希望有音樂奇才將此詩譜成曲並獻給他所愛的女子，二十二歲的杜巴克採此詩頭尾兩段譜成歌獻給其妻，讓此曲與其譜拉奧 [Jean Lahor, 1840-1909] 詩而成的〈憂傷之歌〉[Chanson triste] 成為他藝術歌曲中的雙璧）。同樣，我一直要等到聽佛瑞、德布西譜的魏爾崙詩歌時，才真正感受到不容易透過翻譯閱讀到的象徵主義詩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