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發生在中國北京的社會運動對很多人來說都是生命中的一個轉折點，對我也不例外。對我個人的心路歷程而言，這一事件最深刻地顯示了我的懦弱、渺小和無能，使我從此無法再認真對待任何貌似光輝的自我形象。
在事件發生當時，我並沒有體會到這一點。在學運的最後一個月裡，我雖曾持續地處於無能為力的感覺中，但總是不能放棄採取些類似垂死掙扎的行動。而且，實事求是地說，當我的名字經常出現在廣播中，為數十萬群眾所知，當我被市民在地鐵車上認出來是與李鵬對話的學生代表，當報告部隊進城的市民抓著我就像抓著了救命稻草一樣時，我確實覺得我還有相當大的能量。也因此，我私下裡禁不住常常檢討自己，懷疑自己是否低估了群眾的力量和「大好」的形勢；同時，也就鼓勵了自己繼續堅持下去。事實上，在最後幾天，不僅是我，甚至激進的李彔、封從德等人都已明白，我們所有的忙忙碌碌已失去了任何實際意義，只是在虛應故事，當時廣場存在的唯一意義就是等待鎮壓了（一天清晨，我碰到這兩位副總指揮到廣場邊上的水龍頭去洗臉。簡單問候中，封從德聲稱：現在就是等著他們來把我們拉出去，死豬不怕開水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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