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信仰要求子孫燒紙錢、紙人、車和房給先人享用，暗示「人要留全屍」，至於「怕死者再受器捐開刀折磨」，想像的恐懼則讓家屬痛苦，這都成了推動器官捐贈的主要阻力。
一些歐美國家將人體器官視為公共財，器捐採「推定同意制（opt-out）」，除非確認死者生前表示反對，或有人知道死者曾明確表達過反對器捐，否則即視同願意器官捐贈。但在民風相對保守的東方國家，要採推定同意並不容易。
根據器捐中心民國105年針對一般民眾的調查指出，有將近7成民眾願意捐贈器官，理由是因「可以幫助需要的人」、「反正也用不到了」。不能接受器捐的理由有近3成因「民間信仰強調全屍」，也有些人覺得「健康狀況不佳」、或「家人不贊同」。
調查也發現，願意器捐，但沒有簽署器捐同意書者，有約3成「覺得自己還年輕」、近2成怕家人不贊同。
器捐中心執行長江仰仁受訪時表示，台灣社會目前對器捐議題還不是很正面，儘管嘴巴上都說「贊成」，但實際上可能帶著有色眼光看捐贈者家屬，也常讓捐贈者家屬背負很多社會壓力。如曾有一名原住民發生意外，家人想器捐，要先打電話回鄉徵求36名長老同意才能捐的成。
影響器捐推動最深遠的，非民間信仰莫屬。江仰仁說，人死後，家人習慣燒紙錢，先人才能買東西吃，還要燒台車、燒一棟大房子，還要有紙紮人當長工、婢女。這暗示著人死後，各種器官都要留著，有眼睛才能看路開車，且死後還會餓，腸子也不能捐，才能吃東西。
成大醫院社工組長陳佩如在多年的器捐工作經驗也發現，推動器捐，最難撼動的就是社會文化、傳統信仰。
陳佩如說，曾遇過一名小朋友，跟長輩去魚塭，結果不小心滑下去，被發現時已經浮在水面上，缺氧過久導致腦病變。家屬原本有意器捐，但後來到廟裡問神後，得到「要原封不動回去」的答案，器捐只能告吹。
另一種家屬常見的恐懼是來自對未知的想像。陳佩如說，有家屬會擔心，捐眼角膜之後，家人看不到回家的路；腦死後再捐器官，身體還要挨刀受折磨很痛苦、摘取皮膚或骨骼會讓外觀變醜等。
江仰仁說，從統計發現，器官捐贈率比較高的醫院，都是加護病房醫師對病患家屬解釋比較清楚、徹底的。但根據一項針對醫護人員的調查也發現，有25%的醫療人員反對器捐，不會去跟病人或家屬介紹相關資訊且自己也不會同意捐贈。這意味著病人或家屬在臨床可能無法取得足夠、對等的資訊，也無從連結到器捐。
奇美醫學中心加護醫學部主治醫師陳志金表示，主治醫師的態度確實是器捐能否成功的關鍵，家屬常常期待「奇蹟」，如果醫師說法模稜兩可，家屬就很難決定。
陳志金也說，器官絕對不是「勸募」來的，而是家屬了解了器捐的意義後「轉念」而來，有互信基礎的醫病互動也是家屬轉念的助力。他常主動跟家屬說，如果想要求神問卜都很歡迎，要讓病人「用」符水也可以。
陳志金解釋，這樣的做法可以讓家屬覺得醫療團隊有盡心，也讓家屬有一起努力的感覺，化解他們心中無力回天的悲痛和自責。當醫病雙方是「夥伴」關係，面臨不可逆轉的病況時，比較容易往器捐的方向進行。
改變民間信仰、社會風氣談何容易，江仰仁說，這必須長期的教育，也急不得。台灣目前不如先進國家有施行器捐推定同意的環境，且用法律規定是「最後一步」，畢竟太強制性，推動相關政策仍要顧慮人情。
江仰仁也表示，現階段政府應讓器捐推廣環境更友善，如推動病人自主權利法時，應加上器捐的相關討論，且應要求第一線醫療人員應盡到末期病人器捐意願的徵詢。當器捐概念深入人心，大家都了解「器捐是一件好事」，醫療團隊也有告知相關資訊，兩邊就有交集，自然有正面的結果。
文/陳偉婷
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