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20世紀的政治中最突出的問題。
與其說久野收（1910-1999）是個社會運動改革家，不如說他是個身體力行的思想家。1933年，他就讀於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哲學科，師事西田幾多郎、田邊元、九鬼周造等人，並受到其思想的啟發。1933年發生了著名的「滝川事件」，此後，他結識了京大哲學科的年輕講師中井正一，共同參與編輯《世界文化》雜誌，旨在透過憲政知識的普及來批判國家的權力結構，確立自由思想的主體性。
另外，他致力於研究馬克思主義和實用主義卓有成果。著有《憲法の論理》、《現代日本の思想》、《戦後日本の思想》；編著《三木清》，編輯《中井正一全集》和《三木清全集》。
牢獄之災
1960年代中期，在一場座談會上，鶴見俊輔向久野收提問，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時，日本的媒體如何報導這場戰役？在久野收的印象中，日本的媒體對此有所報導，但事涉重要機密部份卻嚴密管制，只有當時的政府高官和軍部高層才知道。不過，少數良心派的報紙略為披露，一般讀者受限於這個資訊條件，幾乎無法知道那場戰爭的全貌。
當時，日本左派知識人抱持這樣的態度：他們必須捍衛言論自由？或者期待九一八事變進而擴大？因為在激進的左派來看，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對外侵略戰爭，對於行動派而言，隨著這場戰爭的開展，日本共產黨將遭受重創崩潰，那些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政黨亦會跟著轉向。彼時的政治氣氛極為詭異，兩三個左派學生碰面，商量某個行動進程，意味著危機四伏。
弔詭的是，在這方面警方總是消息靈通的，他們事先得知學生的行動，在學生未展開行動之前，即上門抓人，情節嚴重者禁閉三個月。許多學生在拘禁中承受不住刑訊和營養失調，被釋放之後，很快就退出了激進的左派陣營。
按照當時正統的左派觀點，無論是分析資本主義的發展或者國際情勢，充其量只是理論分析，這種情勢發展愈加快速，日本共產黨就瓦解得更快，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會更加速走向法西斯化的道路，這個現實的預測將嚴重限縮左派的行動空間。但在這當中，少數的左派人士對於重建共產黨仍然抱持一絲希望，他們透過各種微不足道的行動進行政治理念的宣傳。譬如，他們到街頭上發放抨擊政府的傳單。毋庸置疑，在當時這屬於違法行為，他們必須為此付出坐牢的代價。
然而，對左派思想家久野收而言，參與這場政治運動搏鬥的左派份子，就是在行使個人的抵抗權，他立足於這個立場來確立個人在政治上的自由思想。更準確地說，在左派的光譜上，久野收是該領域的要角之一，他對於社會運動的參與甚深，不過，他對於日本共產黨那種激進的做法，以及群體強制性的紀律和本質，仍然感到扞格不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