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他表示，那時福澤諭吉的著作發揮很大的作用，一度成為左派借鑑個人主義的思想源泉。在這個意義上，1930年代的日本知識人認為，基本上，夏目漱石於1914（大正3）年在学習院輔仁會演講的「私の個人主義」已完成了階段性的任務，接下來即群體時代的來臨，問題是，這個群體主義並未如他們期望的獲致成功，毋寧說是挫敗的。
正如上述，久野收大學畢後，於1935年與中井正一等思想戰友，創辦了《世界文化》雜誌，持續為自由思想發聲。1936年以後，他開始與雙周刊《土曜日》和馬克思主義的陣營保持距離，但是繼續出版反對軍國主義的著述。
直到1937年，他觸及了政治紅線，被依違反《治安維持法》遭到逮捕監禁，關了兩年才釋放。據他所述，他是那年11月底入獄的，由於獄所內沒有禦寒設施，天寒地凍的天氣，他冷得渾身顫抖，而且獄方又禁止親屬探視。那時，他的鬍子長得沒刮，情狀極為狼狽。當時，警方主要目標為聚眾的激進份子，有時抓到單獨行動者，會以輕罪予以釋放。
在這其中，不乏有骨氣的人，他們參與某個團體卻嚴守口風，絕不供出其他同伴的姓名。以著有《米開蘭基羅》和《明治維新》二書的學者羽仁五郎為例，他實際參與反戰運動而遭到警方逮捕，他卻獨自承受並沒賣友求榮。
丸山真男的批判
為此，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撰文批判這種荒謬的日本政治體制和國民心理。他在〈軍國統治者的精神狀態〉一文中，這樣提到：
我曾經在〈極端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心理〉中指出，『轉嫁壓抑』是日本社會體制的內在精神構造之一。這意味著這一種體系，即日常生活中的上位者將壓抑依次順位轉嫁給下位者，藉此保持全體的精神平衡。這種原理究竟與上述的日本法西斯體制中的『以下犯上』有著怎樣的關係呢？兩者是矛盾的嗎？並非如此。『以下犯上』是轉嫁壓抑這面盾的另半面，是轉嫁壓抑推委的病理現象。
換言之，它畢竟是不負責任的匿名勢力的不合理發作，而且只發生在下層力量沒有公然組織起來的社會裡。它可謂是一種倒錯的民主。只要民主權力還真正擁有在制度上從下層公開選出的尊嚴，它反而會發揮強有力的政治指導作用。這就是為何非民主國家的民眾容易陷入狂熱的排外主義的原因。
他們的排外主義與期待戰爭的心情注入在對日常生活的不滿。這樣一來，為了防止不滿的逆流，統治階層便煽動這一傾向，反過來又在危機階段中屈從於那種無責任的『輿論』，從而喪失了決策的自主性。
最後，丸山真男引述德國歷史學家F．梅尼克的見解，「隨著文明大眾的登場與軍事技術的發展，本來屬於政治手段的軍備機構演變成狂暴勢力開始自我運動，同時政治家再也控制不住大眾的動向……」從這個意義來看，上述這些引文無不在突顯日本知識人置身在軍國主義時代下的脆弱性，包括與久野收有著相同思想經歷的人，他們必須一面與之對抗一面克服和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