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瑞典的藥房也曾是國營事業，全國每一家藥局都長得一模一樣，讓我覺得很新鮮。第一次去瑞典買藥的時候，我問藥劑師那一種頭痛藥比較好，他跟我介紹了每種頭痛藥成分的效用，最後跟我說，架上幾個牌子的成分其實沒有任何區別，請我自行選擇。我看了看價錢，有在電視上打廣告的知名品牌總是特別貴，他們花了那麼多錢打廣告，成本當然也比較高。有趣的是，同樣成分的藥品，當明星在電視上帶著笑容告訴我們某牌子最好，總能讓人下意識對這個牌子產生熟悉和安心的感覺，也更願意用較高的價格去購買。由消費者吸收銷售成本，這就是廣告的力量。
後來在偏右政府執政期間，瑞典藥局漸漸私營化，那幾年我明顯感受到藥局裡的擺設和經營方式不斷改變。現在只剩下瑞典藥劑師協會仍然堅持以往的原則，他們雖然在私營的藥局工作，但是在面對客人詢問時，仍把用藥知識放在利潤之前，成為和市場抗衡的最後一道防線。
在瑞典經歷這些和市場經濟反其道而行的力量，總是讓我感到非常新奇，也驚覺臺灣對自由市場的放任程度。其中讓我感慨最深的，大概就是房市了。
臺灣人秉持著華人注重「買房」的傳統，把買房當做安家、置產、投資的一個終極目標。我在瑞典每次遇到華人，常常還沒說到兩句就被詢問有沒有買房，如果說還沒，難免被投以同情或鼓勵的眼光。我想沒有買房會被華人視為人生中極大的缺憾，除了傳統民情以外，追根究柢還有兩個原因：第一，房地產被視為一種利潤極大的投資商品；第二，租房沒有保障，必須處處妥協。這兩個現象都是任由房地產市場自由發展的必然結果。
針對這種嚴重威脅到民眾居住權的現象，許多歐洲國家都提出了各自的住宅政策來抗衡。總歸來說，這些政策把居住視為基本權利，盡量減低以房地產獲利的機會，一方面也改善租屋市場，讓人租得更安心，也因此在歐洲願意終生租房的人比例特別高。
在瑞典租屋的經驗十分特別。還是學生的時候，我有一次拜訪一個瑞典朋友，她和室友住在隆德市中心一間地點非常好的公寓，所以我直覺的問她：「這裡的房租一定很貴吧？」朋友聽了搖搖頭說：「不會啊，這個公寓沒那麼新。」我們雞同鴨講了一陣子，最後才發現，原來瑞典對租金的規範十分嚴格，影響租金高低的因素主要以公寓的新舊狀態為主，地點反倒對租金影響不大。
瑞典的國營租屋市場很大，供需完全以先來後到決定，就像在郵局排隊一樣，無論有錢沒錢，大家領了號碼牌之後都得耐心等候自己的順位。這種租屋政策可以保障弱勢居住權，也有助於把各種社經地位的人平均分散在城鎮各處，避免形成貧民區和富豪區的問題。我的瑞典朋友已經對這種特殊的租屋環境習以為常，所以才會一時聽不懂我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