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出一百年，癒瘡木就乏人問津，反倒是水銀成了標準的歐洲式梅毒療方。外科醫師直到十九世紀才真正扛起治療性病的責任，並將水銀當作藥方開給患者，可以內服、以注射器注射至尿道，或製作成藥膏塗抹於皮膚上。
水銀能排除體內的穢物或過量體液，但也如法蘭卡斯特羅所指出的，治療和疾病本身一樣可怕，因為水銀會使口水滴流不止，也會引發潰瘍、落齒、骨骼易碎和神經損傷等毛病。
和愛神邂逅、共度一夜良宵的代價，不僅是一輩子都要與冰冷的水銀為伍而已。
十八世紀中葉起，內外科醫師開始為了梅毒和淋病（gonorrhoea，症狀為自性器官溢出一種白色分泌物）是否為兩種不同的疾病、抑或是同一疾病的兩種表徵而爭論不休。
1767年，一名叫漢特（John Hunter）的醫師為自己接種淋病，並聲稱已親身證明淋病和梅毒是相同的，但他在實驗中似乎不小心使用了沾染梅毒菌體的針頭；1837年，法裔美國醫師里科爾（philippe Ricord）也進行多次實驗，只是對象不是自己，而是巴黎監獄裡的17名囚犯。他的研究結果說明，淋病是一種獨立的疾病，而非梅毒的一種症狀。
十九世紀中，里科爾和他的學生、皮膚科醫師富尼耶（Jean-alfred Fournier）開始抽絲剝繭，試圖解開這些病症的病理疑團。
里科爾將梅毒分為三期：第一期和第二期通常發生在染病後數週至數個月內，而第三期梅毒可能要經過十年或更長時間的潛伏期才會出現。
富尼耶同時還發現兩種明顯的精神障礙症：一般局部性麻痺與嚴重癡呆，還有脊髓癆（帶來可怕的失明和癱瘓症狀）。這兩者都是第三期梅毒的症狀。這些病症導致十九世紀精神病院的驚人增長。病院裡的瘋子、他們身上的麻痺症狀與亢奮的幻覺，造就了大眾對這一時期的集體想像。
評論家兼電影製片人米德斯（Jonathan meades）曾嘲諷地暗示，英國建築界有個「梅毒學派」，認為十九世紀中期「牛津運動」中復興基督教的一片虔誠，從病理學的角度看，其實通通都是神經性梅毒的症狀，例如瘋狂又迷幻的漩渦、極度渲染細節且高聳入雲的哥德教堂和尖頂房屋（米德斯，《永垂不朽的維多利亞女王》（Victoria Died in 1901 and Is Still Alive Today），bbC2 製作，2001年）。真的有這回事嗎？
對富尼耶和他的許多同事而言，梅毒造成的問題遠超過醫學問題的範疇。他透過「法國衛生和道德防治協會」（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rophylaxie Sanitaire et morale）呼籲全球一致對抗這個殘害社會文明、加速身心與道德墮落的災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