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我高雄師範大學畢業後，公費分發來到爽文國中。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這個學校位於南投縣稅收最少的鄉鎮，同時也是全台灣最貧窮的平地鄉鎮之一。我是台南人，為什麼來到這個學校？這部分的細節在拙作《老師，你會不會回來》有清楚的描述，有興趣的讀者請自行參閱，在此不再贅述。
到這個學校之前，對於偏鄉，或者說偏鄉學校，我並沒有清楚的概念。雖然我就讀的國小國中也位在台南縣的鄉下地方，但如果跟爽文國中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在《老師，你會不會回來》這本書中，我用了「動物園」這個詞來形容對這個偏鄉學校的第一印象，用詞雖殘忍，但卻真實反映我的感覺。
衝突的對比
「動物園」這個用詞，除了具體勾勒出當時整個老舊校園的荒煙蔓草形象之外，其實更深層的感受是對當時校園內學生的描繪：野性的肢體動作及用字遣詞、無意識地或漫遊或蹲或坐的隱沒在校園植物花草間，以及課堂上多數無神失焦的眼神。我感覺不到對於學習這件事在乎或追求的氛圍。這一切衝突的對比，讓我無法同步我的感官與感受—我其實身處一個叫做「學校」的場域。
無法同步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我的求學經驗以及師資養成過程。我的國中生活處在一個極度的升學主義環境，雖然學校位於鄉下，但能力分班是常態，用教育界的術語來說：分得乾乾淨淨。整個學校在處理升學輔導這件事上顯得制度嚴謹，且分工明確。什麼時程該由誰進行什麼動作，井然有序、節奏清楚，彷彿幾百年來根深柢固毫不可逆的傳統。該模擬考了、該週六日輔導課了、該晚自習了，一切按部就班的循序漸進。相較於當時的台南市明星國中，我們雖然被視為鄉下學校，但，毫不含糊的，我們那一班六十個學生，可是有將近四十個考上前兩志願的高中。
這樣的國中生涯成為我心中一個偏鄉國中起碼應該要有的樣子：鄉下地方，鄉下孩子，但只要學校有方法、有策略、有系統，低家庭支持的學生一樣可以在學業成就上毫不遜色。雖然那時候在我還未被啟發的腦袋瓜裡，尚談不上因為受教育而從貧窮翻身的這種更高層次的信仰，但在我這一個來自貧窮家庭的小孩心中，我清楚的感受到：受教育的確是可以讓人翻身的—翻得跟都市孩子一樣，在第一志願的明星高中課堂上平起平坐。
高一家裡發生重大變故，一夕之間全家連夜遠走山城避債，這才讓我突然明白，我的受教育與否會決定我以及家人的命運。高中三年的半工半讀雖談不上終日刻苦自勵，但我的確清楚感受，只有透過教育往上爬，才有可能幫家裡惡性循環般的以債養債止血。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立下成為老師的志願。這個志願除了因為感念從國小到國中，乃至於高中的三位恩師以不同方式拉拔扶持我，讓我雖然坎坷艱辛，仍得以一直處在公平而專業的學習環境裡，沒有因為家庭支持力道薄弱，而中輟放棄受教育。因此，我也希望自己有朝一日有能力，可以如同三位恩師一般拉拔扶持辛苦的孩子。另外一個重要考量當然是師範大學的公費誘因，以及大學畢業之後的保障就業，那意味著我有穩定的收入可以改善我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