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年齡歧視」都是無所不在的，他們或多或少，比起那些老鳥更能感受到這種約定俗成的重壓。
趙怡翔開玩笑說，「到現在，我去南部看親戚，他們也會看我年輕、認為我什麼都不懂。」吳沛憶在一旁說：「其實年紀不是問題，但或許，世代確實有鴻溝。」他們早就跨過「成年」的門檻，但兩人還是感受得到老一輩那種「年輕人都不懂」的姿態！
「年輕人不見得比老一代，更不在意國家前途，畢竟我們要承擔未來。」趙怡翔挺嚴肅地說。在台灣，「成年」是一條很漫長的路，趙、吳兩人已經踏入體制內，但回憶起成長的過程，他們知道，要改變這種文化，還有很難的關卡要闖。
兩人的成長過程截然不同，但引出的，或許導向了同一個結論。
趙怡翔出生在一個「忠黨愛國」的外省家庭，不過他父母相對開明，一直以來，趙怡翔跟著從商的父親遠渡重洋，四歲去日本，接著去北京，待了兩年後搬去加拿大，一直讀到大學畢業。
不過在這段期間，趙怡翔曾回台灣讀過一年書，「其實當年，我只知道台灣有個周杰倫。」他在台灣念國二，卻連中文姓名也寫不好。
學校裡升學主義掛帥，老師看的是成績，趙怡翔只好每天往外跑，「整天蹺課、打球、打網咖。」他有天還跑到高雄苓雅區附近的小廟，跟身穿印著宮廟楷書紅字汗衫的老人、小混混敲鑼打鼓，遊蕩了一整天。台灣升學，看的就是成績，念不好書，即便趙怡翔再喜歡台灣，還是得摸摸鼻子回到加拿大。
加拿大的高中卻讓趙怡翔有了完全不同的經歷，「在加拿大參與政治，是很自然的過程，很多高中同學，就學時就去議員服務處當志工。」上了大學，「我念政治，更直接參與了加拿大的選舉，擔任國會議員候選人的總部青年軍。」講述理念、談論政治是每日生活的一部分。
吳沛憶不像趙怡翔，幸運地見識到外國青年的公共參與，她國、高中時，更深刻經歷「升學主義」的教條式壓迫。
「我很討厭學校，搞不清楚讀書的目的是什麼。從小就常問我媽，為什麼要讀書！」她國中時每天被打。高中念景美女中，「我被記過記到差點退學，上高中沒更自由，只是繼續三年這種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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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那時候連參與政治的想像都沒有。」她雙眼皮深，看起來總像有點心事，「我媽是國小老師，當時我想念政治系，她找了好幾個她的朋友遊說我...，我們上個世代是恐懼政治的。」她搖搖頭，「沒有人覺得青年都是公民！但是，很多十六、七歲的高中生，對社會的觀察，甚至比年長者還深入得多。」
二○○八年，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吳沛憶念台大政治系，和同學們在摩托車上插滿旗幟，到了現場，朋友被打傷，車被阻在車道。「我們在PTT上號召。」隔天，竟然有超過五百個大學生靜坐守夜，從這場「野草莓運動」開始，吳沛憶對公共事務的關注，也不斷在「體制外」被啟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