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理因素外，心理因素也是影響犯罪的關鍵。不少學者都相信「社會共犯結構」的理論，若用在犯罪學上，簡單說，是指犯罪通常與犯罪者所處的社會環境有關。早在1980年代，喬治‧凱林（George Kelling）與詹姆士‧威爾遜（James Wilson）就提出「破窗理論」（broken windows theory），認為遭到破壞的環境會誘發潛在犯罪──滿地垃圾、荒廢的建築及棄置的車輛等都是。這個理論業經行為科學家實驗證明，也多少說明為何在惡劣環境中成長的孩童，長大後犯罪的機率遠高於在正常家庭中受良好教育的小孩。
上述的研究成果啟發我們重新思考犯罪者的處境，他們固然必須為其行動的後果而接受法律的制裁，但他們犯罪的原因是什麼？純粹是個人在自我完全控制的狀態下進行？抑或背後有其個人無法決定的因素，例如基因缺陷、大腦機能失調，或後天環境的負面影響？易地而處，如果我們被迫成為具有上述問題的人，且得不到任何愛與關懷，那麼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嚴重的暴力犯罪者。
除此之外，法律既然由人執行，那麼便難免出現人為疏失，包括目擊者記憶、執法人員態度等，都可能出現致命的誤判而導致冤案。這些在班福拉多的書中都有很多值得反思的例證。面對重大犯罪，死刑是否為最好的處置方式，的確需要謹慎思考！
作者｜許又方
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想想論壇（原標題：為何我反對廢死的態度改變）
責任編輯 / 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