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台灣經歷過一段非常長的動員戡亂時期，從1949年到1987年，共38年又56天，堪稱是世界上最長的戒嚴時期，也是台灣歷史上永遠的痛。
我的父母都是1956年出生，戰後嬰兒潮的那一代，他們一誕生在這片土地上，就未能享有言論自由，不能批評政府，他們學習的是大中國的歷史、地理、文化，在學校講自己的母語要被罰錢，不能說二二八也不能高喊我是台灣人。在那個「不能說」的年代，合理地向父母師長主張自己的權利就會被視為叛亂份子和暴民，可能就會「被消失」，有不同意見的人都是沒事找事做，學校裡教的是神化孫文和蔣介石的力爭上游故事，人民被教育成同一種樣子，以便讓威權者輕輕鬆鬆管理，並把國家資源巧妙地分配到自己人的身上。
縱使今年已是2017年，距離解嚴又過了整整30年，台灣看似在三次和平的政黨輪替後，已是一個完整的民主國家，然而過去威權的陰影與遺毒卻還是深植在社會中。我們表面上鼓勵孩子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希望孩子有創意有想法，但卻不允許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認識真實的自己，跟隨自己內在真實的聲音；我們號稱是一個多元包容人權立國的社會，卻依舊用家父長傳統的保護小孩子思想，拒絕讓孩子了解自己的身體、情慾、和情感關係；我們自認為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卻還有一群人和他們的家人，被法律制度排除在外，並且被認為沒有資格讓國家平等的對待他們；我們希望孩子擁有自己的夢想和成就，卻又總期待他們照著父母安排與期待的道路前行，以便能夠安全的過完一生。
在那個不能提起「二二八」的年代、還有不能表明「我是台灣人」、「我支持台灣獨立」，也不能公開批評國民黨的年代，社會中有好多的禁忌，與不能說的秘密，這樣的社會氛圍，造成人人自危，缺乏信任感，讓台灣人集體噤聲，不知道自己是誰，不認同自己的國家，也對這塊土地缺乏自信和理解，而我們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努力掙扎、努力長大、努力的試著去對抗這些威權所留下來的遺毒，卻又一次次地在各種的社會議題的爆發討論中，發現遺毒其實四處都有，無所不在。
近年來，從性別平等教育所爆發的反對聲浪可以發現，這些打著「家長」名號反對性別平等教育的抗議者，其實就是帶著這樣威權的意識在「保護孩子」。他們覺得孩子不應該太早認識自己的身體、自己的慾望，因為這會讓孩子「知道性行為要怎麼進行很危險」；他們覺得不能太早在學校教孩子認識同志和跨性別，以免孩子發現自己是同志或跨性別；他們也認為各種性侵害性騷擾的發生是因為孩子「不會保護自己」，所以我們應該要先教孩子不能讓任何人觸碰自己的身體。
當「性」成為社會中無法言說的事情之時，就會和過去我們不能說自己是台灣人的年代一樣，我們不瞭解自己是誰、為什麼身體會有感覺、也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更有可能因為性而感到羞恥。「性教育是給那些需要性的人的」，然而，這世界誰不需要性呢？如果我們無法從小大方地教育孩子性知識，在他／她什麼都不瞭解的狀況下，又如何能挺起胸膛去拒絕自己不喜歡的性／要求自己喜歡的性呢？
在這個力求所有資訊公開透明、所有知識都能上網一指查到的年代，學校老師和家長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們所知的通通攤開在孩子面前，同時教育孩子篩選正向知識與錯誤知識的能力，將孩子豢養在真空的溫室中，並沒有辦法協助他／她去面對這個變化快速的世界，唯有讓我們都好好坐下，談清楚講明白，才能讓台灣真正的成為一個多元共融的社會。
文／呂欣潔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想想論壇（原標題：【欣潔想想】「不能說」的年代2017：昔有二二八，今有性教育）
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