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對於1920年代的台灣人來說，白話文也是另一種很陌生的書面語，所以寫起來都很古怪，還夾雜許多台語跟日語的語法在裡面，可以說是另一種生澀的書面語。有黃石輝、郭秋生等人提倡「台灣話文」，蔡培火提倡「台灣羅馬字」，但都沒有成為主流。
1930年代之後，對當時台灣年輕人來說，若要學習、交流新的知識，還不如用日語最快，所以日本時代中後期的知識份子，用日語來書寫思辯，是比用中國白話文更簡單的。
到了戰後，台灣知識份子又被迫重新學習「白話文」，於是很多人像是小學生一樣重新用很簡單的「國語」語法來寫作，鍾肇政就是其中之一。
綜上所述，書面語演變的過程，是人們不斷想要找出比更方便的溝通方式。語言結構會自然調整以適應當代社會，而不是社會要去適應語言結構。語言第一要務就是實用價值，沒有符合當代實用價值的「語法」，本來就會逐漸被大眾捨棄。
目前文言文教育的需求，並不是為了學習新知與交流的實用性，而是來自於民族情感及美學傳統這兩方面。
要把文言文視為美學傳統來討論也可以。那麼以這樣的美學論來說，同樣我們也要平等接受各種嚴肅的美學傳統，例如原住民族理應可以擁有自身的語文教材（課綱），大量納入自身的神話與族群文學等等。
我們要能接受原住民讀自己的「國文課本」？能接受各種美學傳統平行並立在學生面前嗎？屆時問題不再只是文言跟白話的比例，而是不同美學系統如何平等地傳遞給每位學生了。
文／江昺崙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想想論壇（原文標題：白話文與文言文的愛恨情仇）
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