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星期後，空軍一號在北京降落，這是我首次正式訪問中國。我們按照指示把所有非政府電子設備留在機上，同時抱持一切通訊都被監控的心態來應對。
即使橫跨了數座海洋，中國的監控能力同樣令人驚嘆。在總統大選期間，中方駭進我們競選總部的電腦系統（我把這件事視為自己可望勝選的好兆頭）。他們遠端操作就足以將所有手機轉換為錄音設備的能力廣為人知。若要從飯店打電話討論國安相關事宜，我必須到走廊另一頭架有SCIF（敏感資訊隔離設施）的套房；SCIF是座藍色大帳篷，設置在房間中央，發出詭異又迷幻的嗡嗡聲，用來阻絕周遭任何監聽設備。我們代表團部分成員得在黑暗中穿衣甚至洗澡，以避開可能巧妙藏在每個房間的針孔攝影機（不過馬文卻說，他故意在客房裡開著燈裸體走來走去，究竟是代表他自信爆棚，還是無聲抗議就不得而知了）。
有時，中國情報部門厚顏無恥到簡直像拍喜劇。有次，我的商務部長駱家輝（Gary Locke）前往參加籌備會議的途中，發現有東西忘在飯店房間內。一打開房門，他發現除了兩名房務人員在整理床鋪，居然還有兩位西裝筆挺的男子仔細翻閱著他桌上的文件。駱家輝詢問他們來意時，兩人卻一語不發經過他身邊，隨即離開房間。房務人員始終沒抬頭，而是忙著更換浴室大小毛巾，完全把駱家輝當成隱形人。我們團隊成員得知此事後，有人聽完直搖頭，有人啞然失笑，我相信外交人員最終對此正式表達不滿。但我們後來與胡錦濤主席及其餘中方代表成員正式會面時，沒人提起這件事。我們與中國有太多生意要做，針對中國的間諜活動也沒少過，因此不想把事情鬧大。
以上大約概括了當時美中事務的狀況。表面上，我們從上屆政府延續下來的關係看似相對穩定，不像與俄羅斯政府有明顯的外交裂痕。打從一開始，蓋特納和希拉蕊就多次與中國高層官員會面，並正式成立工作小組來因應各種雙邊問題。在倫敦二十國集團峰會期間，我與胡主席會晤時，談到了追求「雙贏」政策，同時裨益美中兩國。但在外交禮儀之下，潛藏著長期醞釀的緊張關係與不信任——不僅攸關貿易或間諜等細部問題，也攸關更為基本的問題：中國再度崛起對國際秩序和美國全球地位有何影響？
美中兩國三十多年來得以避免公開衝突，這不僅僅是憑運氣而已。一九七○年代中國實施經濟改革、果斷對西方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就恪遵鄧小平的八字箴言：「韜光養晦，等待時機」 ，以工業化為首要之務，大規模軍事建設退居次位，廣邀尋找低廉勞力的美國企業把營運部門搬到中國，歷屆美國政府幫助中國在二○○一年取得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資格，到頭來讓中國更能大幅進軍美國市場。儘管中國共產黨嚴格控管國內政治，但並未輸出其意識形態；中國在做生意上來者不拒，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皆然，宣稱不加論斷他國國內事務是項美德。中國覺得領土受到威脅時，立場有可能變得強勢，亦不滿西方批評其人權紀錄。但即使是在美國對台軍售這類易引爆衝突的問題上，中國官員也盡其可能把爭端當成例行公事：透過措辭強烈的信件或取消雙邊會議來表達不滿，但絕不會讓事態升級到太嚴重的田地，以免阻礙滿載中國製造的運動鞋、電子產品和汽車零件的貨櫃進入美國港口和你家附近的沃爾瑪超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