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省政府23日宣布轄內的9個國家級貧困縣正式脫貧，也表示中國全數貧困縣都已脫貧。不過，國務院扶貧辦就此表現審慎，不願輕易宣布「全面脫貧攻堅戰勝利」。
香港01報導，中國大陸扶貧歷程走到如今，確實還沒有到可以毫無顧慮宣布全面勝利的時刻，不少後續問題都需要事先部署。
首先，中國大陸仍然存在縣級以下的貧困地區，中國大陸現行貧困線標準約為年收入人民幣3000元（約新台幣1萬3000元），即月收250元，包含鄉、鎮、蘇木（內蒙特有行政區單位，層級等同鄉或鎮）、街道、村等，還有一定數量的貧窮人口需要協助。
另外，地區之間的差異也不能忽視，尤其是邊疆地區。比如2018年底全中國大陸的貧困發生率是1.7%、而西藏2019年初是8%、南疆則是10.4%、雲南為4.8%。
報導說，如果單單看到縣級貧困區「摘帽」，就認為消除貧困，容易忽視更基層的現實，以及在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下，如何防堵「返貧」的發生。
在舊的貧困線被跨越後，要不要再訂定一個新的貧困線，也是近來討論的重點。
中國國家統計局2019年曾提出月收入2000元到5000元間為「中等收入群體」，當時引發劇烈反彈，質疑2000元收入仍非常艱難。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更曾指出，全中國有6億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有分析認為，下一步中國可能會將月收1000元作為新的貧困基準。
不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政治允諾下，承認新的貧困基準無疑也會再度出現眾多「貧困人口」、動搖對政策方向的信心。
報導也指出，縣級區位的絕對貧困雖消除，貧富不均仍然非常嚴重。中國吉尼係數自1990年代就不斷竄升，2019年的數據仍處在0.465的高位，高於國際認知下的警戒線0.4。
報導還特別提到，「扶貧」過程中，施政者常只關注物質基礎的改善，卻沒有充分考慮到當地歷史、文化、族群與生活型態。
如西北、西南邊疆省分的「異地扶貧」政策，典型方式是將居民從被認為較貧瘠的祖居地遷移至設施較為現代化的定居點，這種方式完全改變居民舊有生活方式，遊牧民族「被定居」、當地居民的歷史記憶面臨中斷等，帶來的影響遠超過物質生活的改善。但這些議題都被地方官員以搬遷「全自願」等理由回應。
扶貧政策雖然取得成就，但因為其本身是一種運動式治理，當中產生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也屢屢受到詬病，報導表示，在將扶貧轉換成常態治理的過程中，可能需要耗費更多心力與時間。
責任編輯/陳怡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