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處方箋】悲傷是人之常情…面對親人過世，身為精神科醫師的她這樣走出悲痛

導致憂鬱症發作的生活事件，通常有一個重要的共通點：與「失去」有關。有些人因為早年的生活經驗或家族史，導致性格特別脆弱，失去往往是造成他們憂鬱病發的原因。失去對我們意義重大的人事物時，也會使人感到悲傷。但悲傷是人之常情，那和憂鬱不同。

我們可能為了失去摯愛、失去意義重大的工作、失去健康而悲傷。我們也可能因為夢想幻滅、永久錯失良機而悲傷。有時因應那些失落的想法和情感實在太痛苦了，使我們難以抽離情緒，一直沉溺在過往的記憶中，鑽牛角尖，放不下來，無法繼續前進。我們可能覺得失去那些東西後，人生不值得再走下去了，甚至覺得完全無法談論內心的感受。這種「複雜的悲傷」和憂鬱是難以區分的。

措手不及的人生巨變

一九八○年某個寒冷的一月天，下午一點半左右，一位護理人員來病房告訴我，有一通私人電話找我。當時我在愛丁堡某個比較高級的郊區小醫院裡擔任實習醫師，那家醫院專門為心臟病患進行復健。我在挑選專科並開始接受精神科的訓練以前，必須先實習一年，這時我已經實習快滿半年了。

如今回想起來，實在有點諷刺，當時我面對的是心臟病患，而且我正打算成為我父親鄙視的精神科醫師。他鄙視精神科醫師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精神科醫師對我弟的精神狀況束手無策。聖誕節期間，我打電話回家，但沒有回家過節，我也沒在電話上跟父親講到話。事實上，我已經不記得最後一次跟他講話是什麼時候了。

「他背部疼痛，他覺得是肌肉拉傷，但身體動彈不得又好不了。」十二月時，我母親在電話上這麼說。「醫生認為是什麼問題？」「他們也不知道，他看過家醫，家醫只叫他躺在床上休息。他似乎全身無力，跟平常判若兩人。」他似乎已經失去了鬥志，彷彿知道自己來日不多了。

身為醫生，我不得不告訴病人他們不想聽的話。但即使你經常做這種事，換成別人告訴你「你的人生將永遠不同」時，你依然會感到措手不及。

那天，天空很灰暗，愛丁堡的冬天幾乎都是籠罩在冰冷的灰幕中。病房一如既往，瀰漫著混合醫院供餐和消毒劑的濃郁味道。在病房外頭的主要通道上，從藥瓶的搖晃聲和插在鎖頭上的鑰匙來看，我知道護理人員正在準備巡房車，以便開始巡房。我進到醫生的辦公室接聽電話，那是一個空曠的大房間，我通常是窩在桌邊，而不是單純坐下來休息。我接起電話。

「喂？我是嘉絲克醫師。」那時以這個頭銜自稱還很新鮮。當下毫無準備，毫無預警，也不像我現在教實習醫師那樣，最好先說「我有壞消息要告訴你」讓人先有個底。我只聽到冷酷的事實：「琳達，我是約翰叔叔，妳爸過世了。」頓時，我感到全身麻痺，胸口緊繃，一陣噁心，我想嘔吐。 （相關報導： 【心處方箋】憂鬱不代表軟弱或不如人！英國精神科醫師用親身經歷告訴你怎麼活下去 ｜ 更多文章 ）

當然，我立刻回家奔喪了。當時我先生吉姆已經開始在英格蘭擔任研究科學家，他打算直接開車到我老家，所以我是獨自搭車回去。父親過世的隔天一早，我就搭上南下的火車到格蘭瑟姆，接著一如既往，轉搭深綠色的冒煙柴油火車，沿著筆直的鐵道，穿過林肯郡沼澤，經過成排的甘藍菜田和電線桿，直達地平線遠方的某個海岸隱沒點。沒有人來車站接我，從以前就是如此。我背著背包，走在石板路上，每一步都讓我更接近老家，我開始潸然淚下。

葬禮結束三周後，我展開為期半年的第二階段實習，那是成為正式醫生的必經歷程。這次我換到福爾柯克皇家醫院擔任外科實習醫師。我已經開始封堵內在的悲傷，但我當時沒意識到這點。刻意不讓自己悲傷，再加上新工作令我焦慮，必須投入大量的工作時間，幫我排解了理當感受到的悲傷情緒。我日益感到麻木，也因為我再也不需要設法消除我和父親之間的歧見，而產生了一種奇怪的解脫感。淚已流乾，我只能繼續前進。

在醫院裡，死亡是很稀鬆平常的事。以世間萬物的輕重緩急來說，一個堅決不肯戒菸的頑固份子想要延長壽命，那有什麼意義呢？在醫院裡，每天我們都必須冷靜地決定誰該救、誰不該救；任何糟糕的事情都可能毫無緣由地發生，任何事件都可能受到無情命運的左右。

艾文斯先生跟我父親過世時的年紀相當。他因疑似大腸梗阻，再加上曾罹患大腸癌而住院。他進手術室開刀時，我負責協助工作。專科住院醫師史蒂夫和專科主治醫師湯馬斯先生（我們習慣叫他湯米）在探究癌症是否復發，以及若是復發，目前蔓延的程度時，我就在一旁以大型的金屬牽開器，撐住患者的腹壁。手術燈像烈日般照射著我們，我一直很想更換手臂的姿勢。

「看這裡。」湯米說。我從牽開器的末端看著他指的地方，看到腸壁外圍長了類似肉質的真菌，「確定腹腔有局部復發，肝臟可能也有。我們盡量幫他清除，然後就進行縫合。」

幾天後，我走在醫院的通道上，經過艾文斯先生的病房。他的臉色依舊蠟黃，但已停止嘔吐，也開始攝取流體了。他的頭髮緊貼著頭皮，使他看起來格外詭異，他呼喚我進入他的房間。他剛住院、還沒動手術以前，我們曾經稍微聊過。他的兒子還在讀大學，他想看兒子畢業，但我知道機會很渺茫。

我坐在病床邊的椅子上，望向窗外，看著對面鍋爐房冒煙的煙囪。接著，我把頭轉向他，但我仍想繼續看螺旋狀的金屬煙囪，算一下外面那根較細的煙管纏繞了裡面那根煙管幾圈，彷彿我之前從未見過似的。

「我知道妳知道。」他說，正眼看著我。「什麼？」我回應，頓時覺得口乾舌燥。「我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他暫停了一下：「妳知道為什麼嗎？」「為什麼？」我硬擠出話來。「因為妳每次經過房間時看我的樣子，妳的眼神中反映出我來日不多了。」「怎麼會...」「沒錯。」他說：「小姑娘，妳的表情已經表露無遺了。」接著，他把頭轉開，面向牆壁，我們的對話就這樣結束了，他再也沒跟我說過話。

我覺得非常愧疚，完全不知道要怎麼跟他重啟對話，我甚至不知道該不該再和他交談。我要怎麼跟他說，他永遠看不到兒子成年，也看不到他大學畢業？或是說他女兒即將產下的外孫可能永遠見不到他？他開始拒絕進食，兩周後就過世了。

如果我們能談談，關於你所失去的

在福爾柯克皇家醫院裡，連我在內共有十三位住院醫師：五位內科，八位外科，其中有三人是我讀醫學院最後一年就認識的，其他幾位是來自蘇格蘭的其他醫學院，包括格拉斯哥、丹地、亞伯丁。 （相關報導： 【心處方箋】憂鬱不代表軟弱或不如人！英國精神科醫師用親身經歷告訴你怎麼活下去 ｜ 更多文章 ）

理論上該由醫生完成的繁瑣工作，都是由我們這些人包辦。實際上，那些事情大多可由護理人員處理，其實我們也是跟護理人員學習怎麼做的。在這群住院醫師中，男性享有優勢，因為護理人員通常是女性，他們都想跟醫生約會。有些護士願意為娃娃臉的年輕實習醫師做任何事情，甚至為他準備早餐，只要那個實習醫師提出要求時，不忘施展魅力並邀請護士一起夜遊就行了。至於妙手回春、救人一命之類的盛舉，則是由資深的住院醫師來做。

他們需要靠我們取得驗血結果和X光片，好讓專科主治醫師巡房時使用。此外，他們不願動手的勞務，也需要我們代勞。我很快就發現，那也包括跟病患說話。根據我的經驗，外科醫師對這種事情通常是能免則免。

麥可是我的同事，外型削瘦結實，來自蘇格蘭的亞伯丁市，口音很重，一開始我幾乎聽不太懂他在說什麼。（讀醫學院時，某個學期，我一直以為我們的病理講師是北歐人，後來才知道那是蘇格蘭東北部說英語的腔調）。麥可和我對彼此有足夠的了解，後來培養出不錯的共事默契。他和病房的某位護理人員約會時，我竟然還會覺得有點吃味。即使吉姆在英格蘭工作，導致我們聚少離多，但我畢竟是已婚婦女。我二十二歲結婚，這時結婚還不到三年，但我已經開始覺得婚姻有種難以言喻的局限感。

某天結束疲憊的一天後，我和麥可一起坐在辦公室裡。一如既往，我們又聊到每次在病房裡討論到攸關生死的痛苦議題時，感覺總是很凌亂複雜。我跟他提起艾文斯先生，以及那件事對我產生的深遠影響。「我感到很愧疚，也很怯懦。我覺得我應該主動去跟他說話，但沒有人知道他是否真的想談。」「妳的意思是沒有人問過他。外科醫師是在扮演神的角色，決定誰想知道、誰不想知道。」麥可的態度向來務實開明，注定是當家醫的料。

「也許有些人希望自己能夠為死亡預作準備。」我還是這麼想。「不要為這種事情感到愧疚。」麥可說，抬起頭來看我，露出令人安心的微笑，讓我頓時好想擁抱他，但我沒有行動。

當時我不知道的是，得知自己即將死亡也可能觸發悲傷，你可能為了再也無法體驗人生而感到悲痛。

事實上，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在經典著作《論死亡與臨終》裡描述的悲傷五階段—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沮喪、接受—不是在痛失親友的人身上看到的，而是在臨終者的身上看到的。

我在醫院裡擔任實習醫師時，看到很多患者試圖接納那些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但照顧他們的人通常很少協助他們那樣做。有些患者在久病纏身下，陷入意志消沉，有些則是對未來充滿恐懼或憤怒，還有一些人則是陷入純然的憂鬱（我現在懷疑艾文斯先生就是如此），無法傳達心聲，也無法獨自面對死亡，因為沒有人主動伸出援手，理解他們的沉默。

如今，綜合醫院裡都有一些心理健康連絡人員，可以協助處理這種情況，但是當年沒有這種人力安排，我們只能胡亂摸索。不過，在綜合醫院裡，要判斷周遭人的憂鬱程度（從恐懼到消沉，再到絕望）其實不難。只要你願意睜大眼睛仔細觀察，現在依然不難。

如今我很想知道，父親臨終前躺在病禢上，是否有機會談到他的恐懼和擔憂。據我對他的了解，也許他並不想談，我永遠也不會知道答案。當時我只知道，他若是活下來，卻不能像以前那樣活躍的話，他會活得非常哀怨（現在我依然這麼想）。我無法想像父親因心絞痛而癱臥在床，那對不分天候都敢爬上雲霄飛車軌道及跳入北海裡游泳的人來說，是一種難以接受的失落。 （相關報導： 【心處方箋】憂鬱不代表軟弱或不如人！英國精神科醫師用親身經歷告訴你怎麼活下去 ｜ 更多文章 ）

與失去之痛初次交手

為期六個月的實習中，幾乎有一半的時間，我們每三晚就要值班兩晚，每三個周末就有兩個必須隨時待命，至於周一到周五更是天天隨時待命。某晚我可能是第一個待命順位，隔天晚上變成第二待命順位，為同事備援—也就是說，我不必工作，但也不能離開醫院，只能看電視或翻閱《每日記事報》以打發時間。第三晚就不必值班了，但我們通常只會去醫院隔壁的酒吧，彷彿全世界除了醫院以外，其他的地方都不存在似的。

此外，我們也經常開派對，因為總是有一些名目可以慶祝，例如生日、通過考試、工作面試順利等等。一開始我盡量避免參加聚會，因為父親才剛過世，我那麼歡樂似乎不太得體，我覺得很歉疚。不過，在此同時，我也告訴自己，如今少了他從遠處評斷我，永遠不知道他想要什麼或想些什麼，往後我的人生將會比較輕鬆。

漸漸的，隨著時間經過，我的信心開始恢復了，終於能夠好好睡覺（父親過世後，我一直難以入眠）。我又恢復以前的樣子，看起來像個有條理、稱職又有效率的實習醫師。我覺得前半年的實習工作比較容易融入，因為一般內科沒那麼陽剛，有較多的時間和病患對話。外科則比較側重實做，而非對話，外科看待生死的方式很簡單：你要嘛就是能夠動刀取出，不然就是無法取出。這種看待疾病的方式非常明確，毫無模糊地帶，我可以明白它的誘人之處。

在急診室裡，我學會如何幫在附近藍哥牛仔褲工廠工作的女工移除縫紉機的縫針（通常是一次移除兩根針，因為藍哥牛仔褲確實像廣告標榜的那樣「雙針車縫」），如何從紅腫疼痛的眼睛裡移除金屬碎片，以及如何從嬰兒的鼻子裡移除玻璃珠。附近福斯灣口的石化廠發生有毒化學傷害事件時，我也為他們施打解毒劑。我可以療癒傷患，或至少讓他們立刻感覺好一些，我知道這些都是當精神科醫師永遠無法做到的。

某周日的上午八點半，緊急呼叫鈴把我喚醒，那時我才剛上床就寢三個小時，但感覺睡得更短。周六晚上的醫院向來特別忙碌，那晚我又檢查了一個滿嘴髒話、酒醉跌傷的醉漢。蘇格蘭中部的民族主義在酒精的煽動下總是分外強烈，我不得不隱藏我的英格蘭口音，以策安全。

眼看著即將面對緊急狀況，我穿著藍色的手術衣直衝急診室，跑了兩百碼（我已經把手術衣當成睡衣了）。我們在急診室的大門外等著救護車抵達，在冷冽的晨間空氣中聽取急診室的護理人員簡報狀況。「我們只知道一面牆垮下來，壓到一個孩子。孩子當時在建築工地玩耍，急救團隊正趕過來。」「幾歲？」我問道。「九歲。」她噘嘴回應。

我們煩躁地用手臂拍動身子取暖，聽到遠處傳來的救護車警笛聲越來越近。我的心臟跳得飛快，即使警笛聲那麼響亮，我依然聽得見自己的心跳。

救護車一停在門口，兩位救護人員馬上鑽出後車門，把救護車裡的擔架搬到外頭等待的推車上。這時急救團隊已經趕到，迅速把推車推進搶救室，他們都圍到傷者的周邊進行搶救。搶救室的門隨即關上，我知道有急救團隊在，已經不需要我了。身為最年輕的醫護人員，我覺得當下我最不管用，只能退後觀望及等待。

接著，一位正要衝進搶救室的護理人員抓住我的手臂。「他們是孩子的父母，妳去跟他們談談。」一對看起來三十出頭的夫妻在候診室的外頭徘徊。我走過去時，那個男人一臉期待地站了起來，走向我。跟他們談談...我能談什麼？「發生了什麼事？」我問道。「有消息了嗎？」他沒理會我的問題，急切地問道。「還沒有消息。」 （相關報導： 【心處方箋】憂鬱不代表軟弱或不如人！英國精神科醫師用親身經歷告訴你怎麼活下去 ｜ 更多文章 ）

那個男人像洩了氣的氣球，女人則是突然哭了起來，發出可怕的號哭聲，彷彿野生動物承受著痛苦似的。男人把手臂搭在她的肩上，以巨大的手掌蓋住她的臉，接著轉過頭來看我。「我們以為她還在睡覺，根本不知道她跑出去玩了。拜託！周日一大早的！我們都想多睡一點。之前我們就告訴過孩子，要離隔壁遠一點，但他們沒聽進去。我知道那堵老牆不安全...我告訴過孩子了。」

「他們在做什麼？現在情況怎樣？」女人問道：「我想去看她。」她試圖掙脫，但先生緊緊地抱著她，我猜那個男人應該是孩子的父親。「妳現在也無能為力，讓急救團隊去處理吧，他們會盡力的，我知道。」他那期待的表情掩飾不了語氣裡的顫抖。

過了約二十分鐘，我端了一些熱茶給他們和我自己，坐了下來。他們的熱茶一直放在桌上沒動，我喝了熱茶，希望能藉此醒醒腦。急診室的其他地方都是空的，清潔人員剛來打掃。地板蠟的香氣開始在廊道間擴散，朝著我們飄了過來。周六夜晚摔傷的醉漢，在酒精的麻醉下，暫時還感覺不到疼痛，他們通常要等到早上十一點左右才會陸續進來。至於大人做園藝受傷，或是小孩騎單車摔傷，通常是午後才會來掛急診。目前整個急診室都很安靜。

最後，骨科的專科住院醫師踏出搶救室，走向我們。「班克斯先生和太太...」他說。但那女人就像所有的母親對親生骨肉都有第六感一樣，在醫生還來不及開口之前，就知道他要說什麼了。「她走了對不對？」她出奇地平靜，反而是她的先生一臉震驚。

「非常抱歉，我們盡力搶救了，但她抵達時已經停止呼吸，傷勢太重，我們無力拯救她。」他把一份病歷塞到我手中，把我拉到一旁。「寫上『到院前死亡』，我已經寫了一些紀錄。胸部和頭部有多處受傷，無法搶救，最好明天打電話通知地方檢察官。」在蘇格蘭，突發的可疑死亡或意外死亡都必須通報地方檢察官，而不是法醫。

「但我應該對他們說什麼...應該怎麼處理...」我指著門邊那對啞口無言的夫妻。「妳自己看著辦吧，了解一下究竟發生了什麼狀況，警方會找他們做筆錄，我需要吃點早餐。」語畢，他就漫步離開了，雙手插在口袋裡，彷彿他剛剛出來晨間散步似的。

後來我不禁納悶，當下他真的有任何感受嗎，還是他已經對他人的悲苦完全無感了？或許他從來沒有接獲噩耗的經驗。我知道我不想變成那種對他人的痛苦和絕望，感到稀鬆平常的醫生。但這種想法終究是有風險的—你有時可能變得太過在乎。

後來我也不知道小女孩的家長怎麼了，我希望他們還能跟彼此談起女兒，為失去這個來不及長大的孩子一起流淚。在之後的職業生涯中，我遇到很多無法接受這種生離死別而陷入絕望和憂鬱的患者。我也學到藥物如何幫他們紓解缺乏食欲、體重直直落的身體症狀，如何重振活力，減少輕生的念頭。 （相關報導： 【心處方箋】憂鬱不代表軟弱或不如人！英國精神科醫師用親身經歷告訴你怎麼活下去 ｜ 更多文章 ）

為了紓解失去的痛苦，你必須做一件事，那也是我喪父時遺漏的一點：說出來。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究竟出版《我跟你一樣絕望，我是你的心理醫師》責任編輯／蔡昀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