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由表現出禮貌性疏忽，我們表示對身處周圍的人沒有敵意，並微微表露敬意。
之所以如此，乃因為此種舉止是極為巧妙的，有些人甚至盡量乾脆逃避這規矩。例如，高夫曼就舉了幾種逃避行為為例。其中之一是戴太陽眼鏡。他表示，透過戴上太陽眼鏡，可讓外界無法區分自己的視線焦點聚集在周遭人的哪個地方。
此外，在電車中翻看報紙、閉目裝睡等行徑，也同樣是禮貌性疏忽行為的表現。
那麼，為何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會對陌生人如此在意？
高夫曼如此說明：
所謂的自我存在有儀禮性的成分。所謂的儀禮性成分，亦即神聖自我，不外乎希冀必須得到他人在適當禮儀顧慮上的對待，並在適切的關注下提示他人的存在。確立這自我的一個方法，便是個人與他人接觸時，表現的行為具適切的品行，以得到他人具敬意的對待。
《互動儀式》（Interaction Ritual）
如此，高夫曼指出，在現代的世俗性社會，我們彼此間都以「對個人的神聖性相互表達敬意」的形式群集在一起。
總之，在近代以前，人們是在「向共通的神表達敬意」的形式下形成社會，但在諸神遠去的現在，社會的成立基礎並不在對神的敬意，而是在對形成社會的諸多個人表達敬意。
面對母親之死
既然我們有時必須假裝對他者不在乎，同時，相反地，有時若不將感情表露於外，不但會被旁人投以質疑的眼光，甚至還會被人厭惡。這些必須迸發感情的例子，可以舉遭逢親戚朋友死亡之際的行為表現為例。
我母親在七十六歲時亡故。若由現代日本長壽社會的平均壽命來判斷，或許可說有些早故。我是獨子，因而在沒有兄弟姊妹的協助下，擔任喪主。本來，一般人可能會認為，在看到親戚、心情穩定後，強忍的悲傷會因而宣洩，流出眼淚來。就親戚來看，他們或許先入為主地認為，正因為我是集萬般寵愛於一身的獨子，遭逢母親亡故之際，所表現出來的悲嘆一定絕非一般，應該會傷心到不能自己。
然而，我的舉止，與旁人預期相反，不只沒有任何悲嘆，反而應對禮貌周到，甚至浮現笑容。之所以如此，也是因為我必須擔任喪主處理治喪事宜，沒有任何兄弟姊妹的幫忙。因此，從喪禮的順序到守靈，以及告別式，所有的事情都必須與地方人士、葬儀業者商量，並且做出決斷。
由於諸多雜事纏身，沉浸於母親之死的悲傷，對我來說是一種奢侈。再加上，我認為不僅是對親戚，面對前來弔問的各方友人，在應對上都不能失禮，因而努力禮貌周到地表達謝意。
我這些出乎親戚意料之外的舉止，造成親戚對我的不信任。只是，親戚對我的質疑，在這時還只不過是序幕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