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英國業餘偵探愛德華茲（Russell Edwards）在著作《指認開膛手傑克》（Naming Jack The Ripper, 暫譯）中，宣稱已由決定性的DNA證據比對，確定這名在19世紀的倫敦犯下連續兇案的殺手，便是猶太裔的波蘭理髮師寇斯米斯基（Aron Kosminski）。但數名熟悉DNA鑑識的專業人士質疑此案比對過程中犯有「根本上的錯誤」，開膛手傑克的真實身分也再度復歸神秘謎團。
在14年的追查後，愛德華茲相信自己手中掌有一份關鍵證物：凱薩琳艾道斯（Catherine Eddowes）兇案現場找到的一塊披巾。利物浦約翰摩爾斯大學（LJMU）的分子生物學家盧安瀾（Jari Louhelainen）鑑識結果顯示，披巾上的DNA痕跡符合寇斯米斯基與受害者艾道斯後裔的基因特徵。因而將寇斯米斯基與開膛手傑克做出關鍵連結。
時年23歲的倫敦東區理髮師寇斯米斯基（取自Youtube）
然而，在這份結果發表後，許多開膛手傑克追查者紛紛提出質疑，包括披巾的真實來源難以確知、受到其他DNA痕跡汙染的可能性、以及其中使用的鑑識技術不具有決定性效力。
粒線體DNA不具獨特性
首先，由於兇案發生於126年前，披巾上的生物證據已經衰退，盧安瀾不得不訴諸比較不準確的粒線體DNA（mtDNA），而非細胞核DNA。與細胞核DNA不同的是，粒線體DNA大多由母親遺傳給孩子，因此會有許多人共享相同的DNA特徵，並不算是一個獨特的生物證據。寇斯米斯基所屬的T1a1算是一個常見的族群，因此，這個實驗結果，頂多能把兇手縮小到某個群體，而不是特定的個人。
根據至少4名DNA鑑識學者的看法，盧安瀾在使用DNA資料庫計算機率時，也犯了一個計算上的錯誤。盧安瀾的鑑識結果沒有發表於具有同儕審查制度的期刊，唯一詳細的描述來自愛德華茲的著作。他從披巾上採集了7個不完整的粒線體DNA片段，並把它們與一名名為凱倫．米勒（Karen Miller）的艾道斯後裔的粒線體DNA序列比對。
（YouTube）
據盧安瀾描述，其中一個粒線體DNA片段的序列變異，符合凱倫˙米勒的粒線體DNA序列。他指出，這種變異在全球單一族系的基因變異（global private mutation）中稱為314.1C，而這並不是一個常見的變異，出現機率大約是29萬分之一；這是他根據奧地利因斯布魯克醫科大學法醫學研究所（GMI）資料庫最新資料計算出的結果。盧安瀾相信，這支持了披巾上具有與凱倫．米勒譜系相符的人類DNA。
機率計算錯誤
然而，熟悉GMI粒線體DNA資料庫的專業人士指出，盧安瀾犯了一個「命名學上的錯誤」。因為這起案件中的變異，應該被稱為315.1C，而非314.1C。而這根本不是一個少見的變異情況，幾乎在99%的歐洲家族中都可以觀察到。遺傳指紋分析法（genetic fingerprinting）的發明者傑弗瑞斯（Sir Alec Jeffreys）教授表示，如果符合的機率如此之高，無論披巾上的基因痕跡屬於誰，結果很可能都是相符的。
在GMI粒線體DNA資料庫中，目前約有3萬5000個項目；看起來，盧安瀾在進行研究時，比較可能出現的數字是2萬9000分之一，而不是29萬分之一。質疑人士認為，盧安瀾把小數點點錯了位置。
盧安瀾並未發表回應，《指認開膛手傑克》的出版書商Sidgwick & Jackson表示正在追查可能的鑑識錯誤。但也指出，這並不改變基因相符的結果、以及由單倍型（haplotype）數據計算出的可能性；寇斯米斯基便是開膛手傑克的證據，依然比其他嫌疑犯來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