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座城市的街道沒有名字」，法國文學理論家巴特（Roland Barthes）如此論及他待在東京的時光。一九六六年春天，巴特受邀至日本演講，他的演講主題是「敘事的結構分析」，該演講其實是讓他去東京的一個藉口；巴特當時五十幾歲，在法國已經十分出名——法國或許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可以讓文學理論家享有盛名的國家。某位評論者解釋道，巴特之所以旅行至日本，「是為了暫時放鬆自己，解脫身為法國人的繁重責任」。
看到東京與巴黎的巨大差異，巴特感到很驚訝。他表示：「居住在一個自己語言不通的國家，並且勇敢地生活在遊客足跡之外的地區，乃是冒險中最危險的一部分。」 巴特又寫道：「若要我來構想一篇新魯賓遜（Robinson Crusoe）的故事，我不會讓他置身在孤島上，而是使他身處一座有著一千兩百萬人的城市，但語言、文字全部不通。我想，這應該就是狄福（Defoe）故事的現代版本。」
做一個魯賓遜，或者自我放逐於異國都市，在我聽起來頗為悲慘。但是巴特是位「符號學家」，也就是說，他尋找每件事物中的意義（如果有人怪你對於事物的解讀過多，那你也有可能是個符號學家了）。在一個像日本這樣的地方，所有事情看起來都如此不同，巴特因此得以從自己原先的理解之中解放出來。沙茲（Adam Shatz）如此寫於《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最能取悅巴特的，莫過於一種他所不懂的語言的『沙沙聲』。終於，語言可以自意義處解放、自他稱為『黏著』的參照性中解放，並轉化為單純的聲音。」回到法國之後，巴特竟對日本有思鄉式的想念，數年後他寫了一本遊記類的書，書名為《符號帝國》（L’Empire des Signes），其中描述了他在東京街頭旅遊的經歷。
日本東京的街道多數沒有名字
到今天，距離巴特初次至日本旅遊又經過五十多年，或許最讓西方遊客惱火的，莫過於東京的街道沒有名字（只有少數重要街道有名稱）。東京的作法不是命名街道，而是將街區加以編號，街道僅不過是街區與街區之間的空間罷了；另外，多數東京建築的編號並不是根據地理排序，而是依據建造的時間。
沒有街道名稱讓交通、尋路變得甚具挑戰性，即便對日本人自己亦是如此。為了幫助人們找到方向，東京內散布著「交番」，交番是有警官駐守的小建物，警官熟悉當地，且備有詳盡的地圖與厚厚的指南書。傳真機的使用在日本十分長壽，當其他地區已漸漸淘汰傳真機時，日本人還是因為喜歡——且必須——傳送地圖而繼續利用之。巴特寫道，他會請計程車司機開到大大的紅色電話亭，打電話給主人詢問交通指引。智慧型手機的地圖對於在日本交通一事，造就了革命性的改變。
手繪地圖是巴特在日本時的樂趣之一。他說：「看人寫字是件快樂的事，看人繪圖則更加享受。每當有人以此法告訴我地址，我看見對方將鉛筆倒過來準備用筆尾的橡皮擦，擦去多餘彎道、高架橋路口的筆跡時，我都會加以阻止。」
豪威爾（David Howell）是哈佛大學的日本史教授，他透過電子郵件向我解釋，日本史上的街道從未命名過。十七世紀的都市區被分為矩形的街區「町」，在町內擁有房地產者也具有某種治理的責任。町成為都市管理與地理的基本單位，一組町會經常共享同一個名稱；多數的區域會有一間店，新來者、外來者皆可來此問路。武士居住於比較大的土地上的牆防建物，故要找到較為容易，只要問問路、或使用流通的地圖即可。
豪威爾告知我：「人們似乎不覺得有需要將固定不變的名稱賦予土地或建物。我設想，這是因為町面積頗小，要找到事物頗為容易。」後來，土地加上了編號，而町更進一步分化成更多町，日本人似乎從沒理由對此作法加以變更。
此番歷史解釋有助於我了解，日本的系統是如何出現的，但我依然好奇的是，日本人起初為何認為町是將空間加以組織的有效辦法？薛爾敦（Barrie Shelton）是現居於日本的都市設計教授，他從一項特殊的源頭找到線索：他個人的成長經驗，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小城中的一個學童。薛爾敦在諾丁漢（Nottingham）長大，老師曾給他一張橫線紙，教他寫字母，學習目標是整齊地沿著橫線寫字母，他說有時候還會有「多出來的線，為了對齊小寫字母的上端與下端」。我在美國學寫字的時候也是這樣，現在我五歲的小孩還是這麼學的。
然而，使薛爾敦感到驚訝的，是他的妻子繪美子學習書寫的方式。繪美子來自日本，而她書寫的紙看起來和薛爾敦與我記憶中的都不同。日本人有三種不同的書寫文字，大量書寫的日文使用漢字，也就是從中文借來的字，漢字屬於表意文字，每個字都代表一個詞或概念，雖然漢字的形狀可以讓人摸索其意義，然多數情況下漢字必須予以背誦而記住，而不能「拼出音來」。
漢字不是書寫在線上，繪美子告訴薛爾敦，日本人書寫的紙張沒有線，而是有許多方格（稱為「原稿用紙」，至今日本的學校依然使用著）。每個漢字都是獨立的，且它們都可以獨立地被全然理解，這有異於英文字母，英文字母必須放在線上、拼在一起、由左向右讀，才能夠造就出語詞（英文字必須注意空間配置，例如redone 和red one是完全不同的）。閱讀英文時，如果字母全部都是大寫，也是件很累人的事；如果閱讀垂直書寫的英文字，那更是令人痛苦。但是日文可以用很多種方式閱讀，薛爾敦指出，鵝毛筆「在紙上書寫時是往同一個方向去」，而日文用筆則可隨意朝各種方向寫去。
作為一位都市設計領域的專家，薛爾敦開始將西方人與日本人看待城市的方式，與其各自的書寫系統相連結。薛爾敦的理論是，書寫英文的人所受之訓練，使他們看見的是線條，所以西方人的焦點在於街道——也就是線條——並堅持為其命名；可是，在日本的話，如某位評論者所言，街道本身「在日本的城市規畫中，其意義太過微小，不足擁有與名字相當的榮譽」。薛爾頓的理論主張，日本人的焦點在於區塊或街區（町）。
後來，薛爾敦在其艱深的著作《從日本城市中學習》（Learning from the JapaneseCity）當中寫道：「我回想起某次經驗，那個經驗當時讓我嚇一跳，但也造就深刻的啟發。有位日本老先生畫出地圖給我看他所擁有的地產，那是在複雜的地形中，散落各種形狀、大小的地塊。他一開始是畫出幾個地產（顯然是根據他的個人觀點先標明房產處），接著再用道路、小徑將它們連結起來。」在老先生的心中，建築物與其周遭的街道沒有關連性。薛爾敦補充道：「我能說的是，我所見過西方人繪製類似的圖示時，全都是從道路（線條）開始畫的。」
如此差異或可解釋，為何西方人並不總是欣賞東京市景之美。薛爾敦初次來到東京時，他為此感到「困頓、憤怒，甚至驚嚇」。東京令人迷失方向，因為它的設計與西方城市極為不同，而薛爾敦不是唯一注意此事的人。長期以來，造訪東京的遊客對於它的無規畫頗感痛苦，東京沒有主要的公園、廣場或全景。波芬（Peter Phoam）是位生活在東京的記者，他曾說，東京或可被視為一座「混亂的水泥叢林」。
然後，波芬又表示，若僅以此觀點看待東京，其實完全看錯重點。人們習慣的整合性城市規畫類型，例如紐約或巴黎等，並非日本人的概念，波芬解釋道，此種整合性「並非日本人試圖尋求的美之類型」；反之，日本人「重視的是城市中特別的建築物或地點，一次只面對一個，並重視其特殊的沉著感、風格、風趣或魅力」。於是，在城市中遊歷成為一種完全不同的經驗。巴特感性地寫道，在東京，你「不能靠書本、靠地址來引導你，你必須靠走路、靠視線、靠習慣、靠經驗」，你若要重複同樣的旅程，你必須把路線記起來，巴特寫道：「第一次前往某個地方，就是要開始書寫它：那尚未寫下的地址，它必須建立自身的書寫。」
關於書寫方式對於人們的影響，薛爾敦的理論並非單純推測，事實上，神經科學家的研究顯示，英語人士與日語人士在閱讀時，所啟動的大腦部位是不同的。此外，研究者長期以來已經發現，具有讀寫障礙的雙語學生可以順利閱讀以字體為本的語言如中文和日文，但卻在最基本的英文上困難重重。更有趣的是，看來我們不僅是在閱讀不同語言時使用不同的大腦部位，我們閱讀的語言還會影響我們的「思考」方式。
認知科學家波羅荻斯基（Lera Boroditsky）決定對此觀點進行實驗。在波姆浦洛（Pormpuraaw）這個位於澳洲北部的偏僻聚落，當地原住民社群使用的語言沒有「左」和「右」，庫克薩優里語（Kuuk Thaayore）是使用羅盤方位來描述空間，人們可能會說，「有隻螞蟻在你腳的東南邊」，或者「把杯子往北北西方向挪一些」。波羅荻斯基寫道：「他們的注意力在此訓練之下，讓其方位辨識能力超越我們原來設想的人類能力。」波羅荻斯基曾經問一位波姆浦洛的五歲女孩，北方在哪邊，小女孩能夠立即指出正確方向；而波羅荻斯基又曾在會議室裡對一群常春藤聯盟（Ivy League）學者問同樣的問題，但他們辦不到，多數人根本連試都沒試。
在另一份研究中，波羅荻斯基與合作者蓋比（Alice Gaby）合作，他們給予諸多研究對象一組圖片，那些圖片一旦以正確方式排序，便能訴說出故事，例如某人的成長或者吃掉香蕉等，並請研究對象將弄亂的卡片重新排列。英語人士會將卡片從左排到右，也就是研究對象讀寫自己語言的方向；另一方面，希伯來語人士則會從右至左排列卡片，這也是他們讀寫語言的方向。然而，庫克薩優里人會以由東至西的模式排列卡片，這種模式還會根據他們目前面對的方位而有所改變，舉例而言，若克薩優里人現在面對南方，他們就會將卡片由左向右排；若他們面向北方，排卡片的次序就會變成由右向左。因此，薛爾敦的理論，也就是連結語言和我們思考空間的方式，確實很有道理。
除了主要道路，韓國街道也沒有名字
日本並不是唯一一個使用街區作為基本地址單位的國家。在二○一一年之前，南韓使用的系統類似於日本，某些街道（尤其是主要街道）有名字，但除此之外，地址系統乃是根據街區來進行組織；該系統可能是由日本人引進，因為日本從一九一○年起便以「保護地」的名義統治朝鮮，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為止。
韓國文化在日本統治的數十年間慘遭傷害，麥肯錫（F. A. McKenzie）是在日據朝鮮期間生活在當地的記者，他曾經記錄某次重要日本官員的會面，該官員預言：「朝鮮人民會逐漸被吸收成為日本人，他們會講我們的語言、過我們的生活、成為我們的一部分……我們會教他們語言、建立我們的制度，讓他們成為我們的一分子。」
日本人尤其禁絕朝鮮文字系統的使用，也就是所謂的「諺文」或「韓字」（Hangul）。「韓字」是由十五世紀的世宗大王（King Sejong）所創建，或曰這是世宗大王一人之創作。在使用韓字之前，朝鮮使用的是中國文字，朝鮮人稱之為「漢字」（Hanja）；世宗大王認知到這種組合有其彆扭之處，他在一四四三年時寫道：「國之語音，異乎中國，與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終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為此憫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習便於日用耳。」世宗大王遁居研讀，最終創此奇蹟，過程中還差點為此喪失視力。
語言學家稱韓字為世界上最棒的字母，為此北韓與南韓都有紀念假日。韓字非常容易閱讀，世宗大王曾表示，韓字字母「聰明的人一個早上便可以學成，愚昧的人在十天之內也能學會」。韓文字母為表音文字，每個字母對應單一音，於是所有事情都可以寫下來了，甚至包括「風的聲音、鶴的鳴叫、雞叫狗吠」，世宗大王如此寫道。更不可思議的是，字母的形狀本身就像是字母的聲音，舉例而言，韓字ㄷ對應的是英文字母的d，該韓字的形狀是在模擬此發音時舌頭的位置。韓字在日本統治朝鮮時期大抵遭禁，然而在現代的韓國（南、北皆是），書寫幾乎都是使用韓字。
問題來了：韓國人看見的是（如日本人所見的）街區或區塊，抑或是（如英語人士所見的）線條或街道呢？ 雖然韓字像英文一樣屬於拼音字母，但是它的「字形」是以區塊的方式形成音節。音節的區塊結合起來形成語詞，例如貓的拼音看起來應該是：ㄱㅗㅇㅑㅇㅇㅣ，但是以區塊方式組合起來後，它們看起來是這樣：고양이。韓國兒童學習寫漢字也是使用方格紙。
所以，韓國人擁有類似英語的字母，但是他們書寫時的方格類似日文，這一點是否也可用以解釋韓國的街道地址？ 六十六年以來，南韓保留了日本的街區地址系統，而由於此制度有其殖民的歷史源淵，也難怪在二○一一年時，南韓政府宣布要更換原有地址系統，改為較西式的作法，也就是命名街道並為房屋編號。南韓政府積極地推動新地址系統，甚至贈送藍芽耳機給透過線上系統採用新地址的人；電視購物公司提供十美元的禮券給改換新系統的人們；忠清北道省則送給每家的兒童刻有新街道地址的手鐲。
但是，在非正式場合下與我曾經談話過的韓國人，都說他們其實沒有真的在使用新地址，計程車司機會把新地址再轉換回舊地址系統，郵差也會這麼做。當然，這種不情願的狀態或許只是暫時、過渡期間，等到下一代長大，他們只會知道街道地址；若否，這或許會顯示韓國人依然是以區塊在解讀城市。
薛爾敦的理論適用於韓字的程度，不如其適用於日本漢字。所以我決定要再尋找其他的解釋，了解韓國人為何不那麼接受新式地址。於此，我發現了「世界化」（segyehwa）。
韓國社會學者箕昱申（音譯Gi-Wook Shin）在某篇文章中寫道：「幾個月前，一位史丹佛大學（Stanford）新生來向我求助，事關他的韓國研究計畫。」箕昱申原本以為這位學生是韓裔美國人，因為他的英文和韓文都很棒，結果卻驚訝地發現，對方是在韓國長大的，讓箕昱申更驚訝的是，這位學生是出身於韓國發展程度低落區域的學校。箕昱申的好奇心被激發，他決定親自前往那間學校看個究竟。結果，「民族史觀高等學校」（Korean Minjok Leadership Academy, KMLA）這所以「韓國的伊頓中學」自居的高中，幾乎每種科目都是全英語教學，連在課堂之外學生講的也是英語（週末才可以休息）。
有雄心壯志的韓國學校推動英語教學，這似乎言之成理，因為英語在韓國被視為通往成功的語文；然而，該學校也同時強調韓國的民族認同，該校課程要求學生學習傳統音樂、體育與儒家倫理。箕昱申寫道：「所有學生於早上六點於傳統韓式建築正面集合，向老師鞠躬，這本是子女每日早晚對父母請安的孝道行為。」所有學生都必須學習傳統樂器，女孩子學伽倻琴，男孩子學大笒。該校校長曾表示，為了讓學生成為全球性的領袖，他們需要「先知道自己是誰，繼承了什麼，這是我們驕傲與尊嚴的源頭」。
箕昱申將此視為「更巨大的潮流下的範例， 這股潮流在今日的（南） 韓國非常容易看見， 也就是看似矛盾的兩種力量——民族主義（nationalism） 與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奇異混合」。南韓一向是內向而非外向的，無論是經濟抑或文化層面皆然。但是在一九九四年時，三十多年來第一位文人總統金泳三，將「世界化」（即全球化）引進南韓。
如今，南韓已經是全球強國，它積極主動地與西方接觸，不過，雖然全球化日益強化，朝鮮文化整體而言依然雄厚。與此同時，南韓也在向外伸展，韓國對儒家之提倡、韓國電影與藝術皆能開花結果，南韓政府訂有節日慶祝韓式泡菜、高麗參、韓式武術。連美國文化都融入韓風，例如嘻哈樂（hip-hop）或速食，你現在可於麥當勞點一客韓式雙層烤豬肉佐辣椒醬漢堡。
金泳三總統曾說：「全球化必須以朝鮮化為基礎。如果我們對自己的文化與傳統缺乏認識，我們就不可能當全球公民。全球化的正確含意是，我們必須用自身特有文化與傳統價值的力量，邁向全世界。」在此理解之下，全球化實際上更加激發、而非減損韓國民族認同。
此等對於全球化意義之理解，亦有助於解釋民族史觀高中的教育。據說民族史觀高中的學生每週一早晨都要背誦：「英文只是一種韓國人引進先進文化的辦法，可以讓韓國成為世界一流國家。英文本身並不是讀書的目的。」每一天，學生都要走過宿舍的階梯，階梯上印著以下字句：「三個月都不夠／用來加強／你的英文。浪費／你的時間來說／韓國話，是最笨／你所能做的事。」
這所學校是否有助於解釋新的街道地址呢？看起來，用來命名韓國街道的新名字，根本沒有要反映朝鮮文化的意思。布林恩（Michael Breen）是位居住於韓國的英國人，他寫道，「假使我們被邀請參與其中，這項巨大的命名計畫可以激勵整個民族」，但光是首爾而已，就有一萬四千條街道需要名字，「你可以想像當地社群選擇以在地名人或街頭寺廟來為道路選擇名字，所以，不行，這樣會讓官員煩個沒完沒了」。
反之，那些官員設立了一種簡單、合邏輯、無聊的街道命名方式，共有五百條大路有名字，其餘的則加以編號。報紙曾經刊登一則消息，是金慧貞（Kim Hye-jung）去仁川找朋友時迷路的狀況，那裡的所有街道都是英文的珠寶名稱，例如Ruby（紅寶石），她說：「街道名字讓我以為這裡是珠寶區，但這就只是個普通的地區而已啊，根本沒道理。」而市府官員說，他們之所以選擇珠寶名字是為了增加「國際」素質。
或許，這麼多新興路名聽起來國際化，是因為這些名字根本不是為當地人設想。我已有聽說，多數韓國人還是繼續使用舊的地址系統。目前，新的街道名稱為外來者與內部者創造出平行的風景，從外部來看，韓國讓自己看起來更西化，而韓國人自己或許還是看重舊傳統。至少到目前為止，他們閱讀城市的方式依然是區塊、而不是線條。
我無法不去思考薛爾敦關於日文書寫的理論。我個人不曾看過漢字的書寫，所以我決定去倫敦中區的ITO日本學校報名書法課程。班上還有另外兩個學生，一位是倫敦人，他二十多歲時曾去東京旅遊而印象深刻，如今他能用簡單的日文和老師談笑；另外一位是個筆墨藝術家；只有我，是個真正的初學者。
日文報紙的殘片，再配上毛筆與濃濃的墨汁，我們練習今日的符號：「花。」筆畫看似簡單，但其實很複雜，手臂要動、手腕也要動。有時我完成一個字之後，才發現寫的筆畫不夠長，於是我又拿筆把它補齊，但這麼做是錯的。書法老師友美在我背後看見這錯誤的補強時笑著說：「有趣！ 有趣！」是的，她確認過，每個字都必須在紙張中央落在方格內，所以我努力讓我的花能夠盡量置中。
對於我的名字Deirdre，友美要發音有點困難，我不能怪她，這是個舊式的愛爾蘭名字，不符合英語發音規則。友美問我：「你的名字是什麼意思？」我跟她說，這其實沒有什麼意思，就只是個古代神話故事中的女性名字。我問她：「那你的名字是什麼意思？」她微笑答道：「美麗的朋友。」我們最後講定，她為我寫上了Dee，讓我回家練習。
課程終了，我們清洗毛筆，並且用報紙吸乾剩餘的墨汁。我和友美談到薛爾敦關於日本街道地址的理論，她的英語雖不是十分流利，但我想她應該能了解我的說明。接著，我問她，她認為哪個城市比較容易找路：倫敦，還是東京？
「倫敦」，她邊猛點頭邊說道，絕對是倫敦。
作者介紹｜迪兒德芮．麥斯葛（Deirdre Mask）
來自北卡羅萊納州，以最優等的成績畢業於哈佛學院，後來回到哈佛大學法學院擔任《哈佛法律評論》（Harvard Law Review）的編輯，並在國立愛爾蘭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完成寫作的碩士課程。她曾先後任教於哈佛大學和倫敦政經學院，並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衛報》（The Guradian）發表文章。現在與丈夫和女兒們一起住在倫敦。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臺灣商務《門牌下的真相：地址，能告訴你什麼？一場橫跨身分、種族、貧富和權力的反思》（原標題：韓國與日本：誰說街道一定要有字？）
責任編輯／邱劭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