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座城市的街道沒有名字」，法國文學理論家巴特（Roland Barthes）如此論及他待在東京的時光。一九六六年春天，巴特受邀至日本演講，他的演講主題是「敘事的結構分析」，該演講其實是讓他去東京的一個藉口；巴特當時五十幾歲，在法國已經十分出名——法國或許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可以讓文學理論家享有盛名的國家。某位評論者解釋道，巴特之所以旅行至日本，「是為了暫時放鬆自己，解脫身為法國人的繁重責任」。
看到東京與巴黎的巨大差異，巴特感到很驚訝。他表示：「居住在一個自己語言不通的國家，並且勇敢地生活在遊客足跡之外的地區，乃是冒險中最危險的一部分。」 巴特又寫道：「若要我來構想一篇新魯賓遜（Robinson Crusoe）的故事，我不會讓他置身在孤島上，而是使他身處一座有著一千兩百萬人的城市，但語言、文字全部不通。我想，這應該就是狄福（Defoe）故事的現代版本。」
做一個魯賓遜，或者自我放逐於異國都市，在我聽起來頗為悲慘。但是巴特是位「符號學家」，也就是說，他尋找每件事物中的意義（如果有人怪你對於事物的解讀過多，那你也有可能是個符號學家了）。在一個像日本這樣的地方，所有事情看起來都如此不同，巴特因此得以從自己原先的理解之中解放出來。沙茲（Adam Shatz）如此寫於《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最能取悅巴特的，莫過於一種他所不懂的語言的『沙沙聲』。終於，語言可以自意義處解放、自他稱為『黏著』的參照性中解放，並轉化為單純的聲音。」回到法國之後，巴特竟對日本有思鄉式的想念，數年後他寫了一本遊記類的書，書名為《符號帝國》（L’Empire des Signes），其中描述了他在東京街頭旅遊的經歷。
日本東京的街道多數沒有名字
到今天，距離巴特初次至日本旅遊又經過五十多年，或許最讓西方遊客惱火的，莫過於東京的街道沒有名字（只有少數重要街道有名稱）。東京的作法不是命名街道，而是將街區加以編號，街道僅不過是街區與街區之間的空間罷了；另外，多數東京建築的編號並不是根據地理排序，而是依據建造的時間。
沒有街道名稱讓交通、尋路變得甚具挑戰性，即便對日本人自己亦是如此。為了幫助人們找到方向，東京內散布著「交番」，交番是有警官駐守的小建物，警官熟悉當地，且備有詳盡的地圖與厚厚的指南書。傳真機的使用在日本十分長壽，當其他地區已漸漸淘汰傳真機時，日本人還是因為喜歡——且必須——傳送地圖而繼續利用之。巴特寫道，他會請計程車司機開到大大的紅色電話亭，打電話給主人詢問交通指引。智慧型手機的地圖對於在日本交通一事，造就了革命性的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