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以降，符牌的形制日益多樣化，衍生出節、虎符、竹使符等門類。蘇武持節出使匈奴，所持的節正是這種符牌，大致為一根長八尺的竹竿，其上裝飾著旄羽，代表皇帝的身分。虎符與竹使符則多為兵符，從「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出入徵發」等記載來看，兩者一主發兵，一主徵兵，而且均有透過「兩相堪合」以防偽的功效。兵符多以虎形為主，後又有魚符、龜符等形制。不過無論何種樣式，這些符牌都與身分證的內涵相去甚遠。
隨著歲月的流逝，符牌漸漸與官員的身分有了交集。唐朝時，朝廷為了「明貴賤，應召命」，根據官員不同的品級發放金、銀、銅製的魚符，其中五品以上官員還佩有專門的魚袋。魚符分左右，左符放在內廷，右符由持有人隨身攜帶，需要時「兩相堪合」，便能確定持有人的身分。宋朝時魚符被廢除，但魚袋保留了下來，文豪蘇東坡曾被賜予銀色魚袋，代表著朝廷命官的尊貴身分。
到了明、清時期，這種符牌漸漸褪去唐、宋時期的古韻森森，最終演變成牙牌與腰牌。明朝牙牌上除了朝臣的姓名和官職，有時還會刻上使用範圍與禁令；清朝腰牌就更為完備了，還加上編號、年齡、相貌特徵、發牌年代等，在形制上和後世的身分證已經大同小異。
即便如此，牙牌與腰牌也不宜被視為古代的身分證。這些符牌所證明的並不是某一個體的身分，而是某一階層的權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牙牌、腰牌與朝臣的補服一樣，首先代表官員的等級地位，而防偽功能只是基於這種等級地位的自然延伸。手握符牌的人不是「有身分證的人」，而是「有身分的人」。
傳信：要想從這過，留下傳信來
再說傳信。做為傳統農業大國，古代的人口流動並不算頻繁，但終究不可避免。為了保證這種流動的正常進行，傳信便應運而生。
這裡的傳信不是「鴻雁傳書」的意思，而是古代過關津、宿驛站、乘驛站車馬的憑證。與符牌不同，傳信一般是普通吏民所使用的一次性證明，上面所記載的資訊更多，通常會載明詳細的申請和簽發過程。
《韓非子‧說林上》講述道：「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眾。」這裡的傳即是傳信，有些像是身分證、介紹信、預付卡的混合體，而且其防偽方式與符牌一樣，都是「兩相堪合」。漢朝任選官員使用察舉徵辟制，受到徵召的人可以免費乘坐朝廷車馬，所使用的憑證也是傳信。漢朝傳信的材質主要有兩種，一是以繒帛製成的名繻，這一類傳至晚在戰國時期就已出現，漢朝沿用；二是刻木而成的棨，上面除記載相關資訊外再加蓋御史大夫的印章。兩漢四百多年間，不知有多少出身寒門的子弟在這種小木條的指引下步入廟堂，成為國家棟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