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西裝之於武士服，正如工作對日本人來說是一種榮譽，你很難想像在這個社會還有一群人，下班後要走入燈紅酒綠街區裡的網咖─他們不是去打電動發洩壓力，而是「回家」。
近幾年，越來越多年輕人將出國打工、遊學放進未來的規劃，除了想去外面開開眼界，一方面也對職場抱持著猶疑的態度，畢業是否就意味著走入低薪、「無限責任制」的工作環境？日本人在工作上一向給人認真、一絲不苟的形象，下班時間的地鐵、大馬路，深夜的居酒屋門口，都能看見著穿西裝打領帶的上班族群聚。然而，這個敬業的經濟大國近幾年來，在就業結構上也面臨艱難的處境。
日本的「網咖難民」現象從1990年代開始出現，直到21世紀後變成嚴重的社會議題。窩居網咖的人大部分都是失業或身兼半職的臨時工，其中也不乏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每天在生活和存款之間掙扎，畢竟沒有人能永遠住在和櫃子一樣大的房間裡。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顯然不只是房價，而是工作失去了保障員工生活的功能。
「長久以來，日本被視為繁榮的國家，且擁有終身僱用制的保障。這才是我所認識的日本。」拍攝「網咖難民」的導演Fukada出生在東京，她過去在紐約生活了十年，回國後發現在這個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員工的可取代性不斷提高。企業為了減少預算，以低薪的短期約聘人員取代正職員工。她將此現象帶來的後果，從「網咖難民」的角度拍攝成紀錄片。
影片中的兩位受訪者Fumiya和Tadayuki Sakai，分別在僅約一坪大的房間中寄宿了22個月、16個月，值得慶幸的是網咖內有洗衣設備、公用浴室，生活機能還算方便，也是他們唯一能負荷的容身之處。電腦、躺椅、櫃子，是網咖中房間的全貌。從這個一天租金大約台幣六百元的角落，可以看見日本就業結構下，貧富差距日漸拉大的社會縮影。
日本網咖成為變相的難民收容所 「我不能永遠做臨時工維生」
27歲的Fumiya是工地警衛，櫃子上擱著他每天上班穿的一雙舊布鞋。Fumiya早已習慣在小房間梳妝打理後出門上班，被訪問時，他眼裡流露著疲憊和無奈。
「第一個早上，我被廚房洗碗的聲音吵醒，幾乎沒有休息到。在這裡，微小的噪音都變得難以忽略。」
Fumiya正嘗試從網路上找租屋，但價格都超過他所能負擔。在東京，他需要大約一百萬日圓才能付租屋的保證金、代理費、傢俱花費等等，要存到足夠的金額至少要花上二到五年的時間。問題是，光是要餵飽自己就花掉他大半的薪水。
「我不能永遠以臨時工維生。我想學會更多技能，找一份全職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