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蘭其他市鎮也發生過這種事。如果沒有波蘭人的配合，納粹是不可能把波蘭境內的三百萬猶太人殺掉90％的。
根據研究大屠殺的著作《為什麼不殺光？ 》分析：這是民族主義裡一種狹隘的「自戀」在作祟，因為族群之間的差異很小，所以必須積極地表現出來。兩個敵對的族群要較量誰優良、誰劣等。
屠殺對於人性最終極的考驗在於：當面臨失控的極端環境，當殺人脫離了道德指責，你能夠壞到哪一步？ 幾年前我看過一部電影，拍的是印尼大屠殺—一九六五年發生在印度尼西亞的反共屠華清洗，軍隊把殺人的任務交給社會上的幫派分子和流氓，其中一名叫作安華剛果的劊子手殺了一千多人。
電影《殺人一舉》的主演就是安華剛果，殺人狂魔本人。導演讓他和當年的同伙故地重遊，拍攝一部重現他們當年殺戮行動的電影。他們十分投入地拍攝自己當年怎麼殺人，興致勃勃地演繹被殺者死去的樣子：他們的腿怎樣抖動，他們的喉嚨裡發出怎樣的聲音。
按照心理學的說法，安華剛果是屬於「認知失調」的人，他們不斷地找理由把自己可怕或者愚蠢的行為合理化。這也是為什麼往往在殺完第一個人之後，殺戮就會變得容易。因為殺人者要不斷殺戮，逐漸透過這個過程為自己找到殺人的正當理由，比如：我是在執行命令；他們不是常人；他們是有害的、汙染的。當殺人變得常規化，殺人者的認知失調也逐漸減少了。
安華剛果和他的同伙就屬於完全說服自己「殺戮即正義」的一群人。直到他扮演被自己審訊殺死的受害者的角色，被「自己」用鋼絲勒死的時候，他才崩潰到無法拍攝。那一瞬間，他所有說服自己的理由全部崩潰了。
這個電影最可怕的並不是展現殺戮的殘酷，而是讓觀眾懷疑自己：我是否也像安華剛果一樣不斷把自己的行為合理化？ 我是否活在自己造的夢中？ 我會成為殺人狂魔嗎？ 我的正義凜然是否是正確的？ 坐在觀眾席上的我是不是一個好人？ 我能否繼續做一個好人？
關於屠殺的一切，讓我不知所措，直接經驗和想像力的匱乏使我對其懷疑，不敢相信文明之下仍有如此野蠻的行為，而這種懷疑是危險的。只有直視人性異化的可能性，才能讓我對自己保持警覺。
作者介紹｜蔣方舟
1989年出生於湖北襄陽。7歲開始寫作，9歲出版散文集《打開天窗》。2008年被清華大學破格錄取，次年在《人民文學》發表了《審判童年》，「將戲謔的口吻與犀利的質問、遊戲的精神與坦誠的剖析熔於一爐」，獲得第一屆朱自清散文奬。2012年大學畢業後任《新週刊》副主編。代表作：雜文集《正在發育》《邪童正史》《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小說集《故事的結局早已寫在開頭》等。蔣方舟的寫作展示了對自身和「被時代綁架的一代年輕人」的關切。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圓神出版《東京，若即若離》（原標題：2016.7.26（星期二）殺人的理由）
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