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看了《紐約客》分五篇文章刊出的系列報導，結論都是認為鄂蘭沒有靈魂；而那些從二手資料聽說這一系列報導的人，就更是認同這種結論；這些人認為鄂蘭就像舒勒姆所說的，欠缺了同情心。他們認為鄂蘭對自己民族的命運沒有感情上的投入。可是在鄂蘭看來，她卻是最終獲得治療、甩掉了感情包袱，讓良好的判斷不會受到障礙。有關所謂良好判斷的深刻不同觀點，在艾希曼問題的多方面爭議中反映出來。爭議主要圍繞著三大話題：鄂蘭把艾希曼描繪為一個平庸的人；她針對歐洲猶太居民委員會（Judenräte）及其在納粹「最終解決方案」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諸多批評，散見全書各處，但集中於全書近三百頁的當中十頁；她在書中討論了審訊的過程、所引起的法律問題和所發揮的政治作用，主要在第一章和最後一章。在爭議當中，這三大話題都引起激烈的影射式抨擊。對艾希曼被描繪為平庸的人，有人在《紐約時報》一篇激動的評論中作出含沙射影的描繪，就像文章標題所顯示的──〈一個良心清白無瑕的人〉（Man with an Unspotted Conscience）。對猶太居民委員會的評語，則在公眾爭議中惹來種種說法，譬如說那是指猶太人懷抱著死亡意願，猶太人無力抵抗，受害人跟加害人同樣要負責。對法律程序和國際法問題的反思，則導致她被批評為反以色列、反錫安主義、自我憎厭的猶太人、法律純粹主義者、康德式道德主義者。
一旦這些含沙射影的說法在公眾之間流傳，任何人要拿鄂蘭的話題來討論，都很難對這些說法置之不理或作出辯解。當然也有不少批評者不接受這些歪曲說法，但他們所說的話往往在一片吵鬧中被淹沒；他們要竭力跟那些不實指控保持距離。每一種歪曲說法都會引起一些困難的問題，說法在本質上就有問題，因為就像所有的道聽塗說和流言蜚語，它總是圍繞著一個目的而形成。鄂蘭這本書比她任何其他著作都容易引起誤解：它的結論令人震驚，它包含了很多事實上的小錯誤，風格往往是諷刺性的，筆調帶著迫切感，一些爭議最大的段落尤其令人覺得麻木不仁。其中一個批評者聲稱：「鄂蘭小姐受到攻擊，更多是因為她的說話方式，而不是她所說的話。」這種觀察有真實的一面，但書中討論的問題也絕非不具爭議性或是無可駁斥的。
鄂蘭兩項最重要、也是爭議最大的判斷，本身都很簡單，但都會引起複雜的挑戰。第一，她講述了艾希曼的故事，提到他的官僚心態，還有他自負地聲稱「官腔是我唯一的語言」，鄂蘭的判斷就是他無法分辨是非。其中隱含的意義就是，儘管她毫無疑問同意耶路撒冷法庭的「有罪」裁決，還是有一個一般性問題浮現出來：在艾希曼的所作所為中，動機扮演了什麼角色？他只是在執行國家機器理性上認定的國家法律，並不知道那些法律是錯誤的。現代法律學和程序中具關鍵意義的「意圖」（mens rea），從來沒有在高於國家法律的層次上，跟「人道上的法律」充分連繫起來。雖然她接納並贊同以色列的法律程序，但鄂蘭覺得只有透過「人道法律」，透過新的法律和道德概念，才能對干犯國家唆使的罪行或執行「政府策動的屠殺」的個人，作出真正公平的判決。第二，鄂蘭描述了納粹極權主義政府的道德敗壞也影響到其他國家和社會，包括猶太受害人的社會，從而提出結論說，這種道德敗壞對過去和目前所作的判斷，一般上會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她寫的是過去的情況，但也討論到目前在判斷上的危機。她跟雅斯培提到這個問題：「在我們這個時代，即使是好人，或根本上可稱道的人，對於作出判斷都異常害怕。判斷上的混淆，可以出現在智力良好或健全的人身上，一如良好的判斷也可能出自智力欠佳的人。」無法作出判斷或拒絕作出判斷，是《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的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