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16年7月26日）早上看新聞，日本發生了二戰之後最血腥的一樁凶殺案。（編按：該日期為作者寫下本文的時間）
兇手是神奈川縣二十六歲的年輕人，他凌晨潛入曾經工作過的殘障人士安養院，殺了十九個殘障人士—全部是割喉，傷了二十多個殘障者。
快速地作案後，他回到車上，拍了一張自拍照，在 Twitter 上發布，配上文字：「祝世界和平！美麗日本!!」然後平靜地駕車到警察局自首，警察逮捕他的時候，他在警車裡向車窗外的攝影機微笑。
媒體曝出兇手向安倍晉三等呈上的作戰計畫書—以夜勤人員少的兩家殘障人士安養院為目標，在分別殺光兩百六十人、四百七十人後自首，被逮捕後經過最長兩年的監禁期，以精神錯亂為由獲無罪釋放，再整容改名回歸自由社會生活，需要五億日元支援金，這一切都是為了日本和世界的和平，為了全人類。
新聞採訪兇手之前的好友，他們都說那是一個很正常、看不出異常的年輕人。
一個正常人離屠殺機器的距離，其實並沒有想像的那樣遙遠。
我曾研究過大屠殺，發現關於大屠殺，我之前所預設的一切幾乎都是錯的。比如，二戰中德國人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令很多人感到崩潰，他們覺得這是文明社會的倒退，回到了原始人、野蠻人的階段，是「現代性」的倒退。
但是當代著名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裡提出了一個發現：屠殺並不是現代性的倒退，而是現代性的證明。大屠殺如此高效率地進行，依託的是官僚制度和社會分工的精密合作。甚至德國政府在招募特別行動隊成員或者其他和屠殺現場接近的人時，也會格外小心地避開或者開除那些對殺人顯得異常急切、意識形態過於狂熱的人。
另外，這同樣可以套用到屠殺中。人在殺人時克服動物性的同情心，重要的條件之一就是暴力受害者被剝奪了人性。當受害者在殺人者眼中不是人，而只是任務和指標的時候，殺人就變得容易了很多。比如這回屠殺殘障者的年輕人並沒有把殘障者看作人類，而是為了實現「美麗日本」的理想而不得不犧牲的指標，他在完成自己給自己的績效考核。
所以屠殺者往往在集體中會更有幹勁，同樣是出於績效考核的原理：如果團體被派給了齷齪的任務，成員之中只要有人沒有做滿自己應執行的數量，就等於加重了伙伴們的負擔。
關於屠殺，學者有另一個有些驚悚的發現：差異越小的人越容易屠殺。比如在波爾布特時代的柬埔寨，全國四分之一的人被柬埔寨人自己屠殺，因為太多柬埔寨人已經被外來的—尤其是越南的—思想「感染」了。
格羅斯在《鄰人》裡，講在耶德瓦布內這個波蘭城市，居民一半是猶太人，一半是基督徒，基督徒居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把一千六百名猶太男女老幼幾乎殺光。耶德瓦布內的猶太人被剖腸破肚、燒死，做出這一系列暴行的並不是所謂的敵人—納粹組織，而是那些猶太人熟悉的面孔：向他們買過牛奶的人、與他們在街上閒聊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