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政治」的絕望
我心裡很不安，藉故去了一趟香港，找回一批當時三聯出版的書，嚴格說，不是太管用的，一進臺灣海關，悉數被沒收了。我仍然記得自己很委屈地看著那些書，一本一本被掃進一支大簍子裡，我心裡第一次感覺對「政治」的絕望。
對我而言，那一張張有些樣板的照片，對我建立一個《玉卿嫂》場景是多麼重要的事，而那個海關的小官侍只說了一句話：「這有什麼好看的？！」
這件小小的事，讓我至今都不再相信政治體系裡對於「文化」有任何誠意。在另一方面，我發瘋似的把自己逼在一種「我就是電影，電影就是我」的狀況裡。如果今天看起來，那完全是「我五陰熾盛」，所有的官能意識的放大，說得是理直氣壯，但是，這種自己給自己煽火的結果，根本是一種佛學裡說的「我苦」，苦了自己，是活該，苦了別人，就很罪過。
我不可能很客觀地說淸楚這樣的事，後來經常有人不識相地問起來，我只能說：電影對我是一種心靈的冒險，我不自量力地以為自己能夠進出自由，但是，我錯了。我不但把整個事情，甚至整個生活搞得天翻地覆，自己的心，也不能片刻平靜。我不知道我已經是個深陷貪嗔痴三毒的人。
《玉卿嫂》的誕生
《玉卿嫂》在當時的臺灣，是一件新聞，一場情欲的戲，嚇壞了臺灣當時的新聞局，前後差不多6分鐘，新聞局找來文藝界和電影界的資深人物，先宣達官方說法之後，然後做成一段結論：「有礙中國婦女良好形象。」剪掉。
為了表示大家一致的敵愾同仇，當年的金馬獎也不能給任何獎，連女主角都不例外，給了楊惠姍主演的另外一部電影─楊惠姍那一年，是在最佳女主角三個提名當中，一個人占了兩個提名。
從電影的角度，我對於整個電影環境厭惡到極點。
因為，誇張一點說，對《玉卿嫂》，我的努力和投入簡直是到了瘋狂的程度，工作了一年半左右，我幾乎把每一分錢的片酬全投入在道具上。擧個例子，在製片預算內，我完全不可能有一張玉卿嫂用的有質感的化妝臺；但是，我想像在一個半身中景裡，我如何能夠讓它不至於太難堪？我自己出錢買。那麼，容哥家裡的桌子呢？睡的床呢？全買。
我現在回想，這些有些狂暴的動作，甚至到了有點孤注一擲的行徑，到底有幾分的客觀性和必要性？我不知道。然而，那種「電影比性命重要」的感覺，根本是命定了的。
我從來不認識李行導演，他卻在最後的時刻，決定了由我執導《玉卿嫂》。我不認識楊惠姍，她卻連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她成了《玉卿嫂》的女主角。
而我在拍《玉卿嫂》前，自己是最低落的情況，我竟然一反過去對電影的價値觀念，歇斯底里面對這個工作。
